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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斩子，是戚继光严于治军、赤诚报国的一曲千古悲歌，是中国古代严格执法、不徇私情的典范案例。享祀戚继光父子也由此成为闽浙流行至今的风俗。但20世纪中期以后，有些国内学者以不见于正史记载为由，将此故实视为后人的虚构，将广泛流传数百年的故事视为普通的民间传说，[1]抹杀了戚继光全家为抗倭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流风所及，导致现在有媒体文章甚至以“别扯了”视之，亵渎数百年来民众对这位民族英雄的敬意爱心，扭曲前贤英烈忠勇报国的赤诚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为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本文拟对此展开初步的考证，向民族英雄、中华英烈致敬，恢复这一悲壮肃穆的民族记忆，弘扬忠诚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
一、民间故事流传与戚继光遗迹可以相互印证
以往学者否认戚继光斩子故实的一大论据，在于关于明代的几部大型史书，包括《明史》《罪惟录》《国榷》等，及时人编撰的戚继光传记，包括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董承诏的《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戚祚国的《戚少保年谱耆编》等，均无此事的相关记载。但这种否定并不构成充分的理由。[2]正如《论语》中没有孔子作《春秋》的记载，亦无相关言论，但这并不能成为孔子不作《春秋》的佐证。历史人物的活动是丰富复杂的，任何史书都不可能将历史人物的史料囊括殆尽。由此，口耳相传的史料永远具有独特的价值。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断然否认民间故事流传的可靠性，这一做法不足为训。
民间故事的背后是人事，是真正的古史，只不过有些故实苦于材料的缺乏而无从解读。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指出，“我们常能寻出古史传说出自神话的痕迹，而神话的根源——人事，却常一时不能探求，这是限于材料的缘故，等到文献学和考古学上的材料发现多了，自会有人去推求神话的根源——人事。”[3]数百年来戚继光斩子的故事在福建、浙江等地广泛流传。故事的流传范围及流传内容为探究故实真相提供了重要视角。这一故事的广泛流传地在浙江的台州和福建的宁德、福州、莆田及其所辖的县级区域，莆田等地还把这一故事改编为闽剧《戚继光斩子》，以戏剧形式在民间盛传不衰。可以发现，流传地都是戚家军当年抗倭的主战场。这些故事不仅记录和反映了当地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广大民众的思想愿望、历史评价，而且生动地表达了民众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和爱戴。这些故事作为当地民众集体记忆的载体，反映了民众自愿述说的“真实声音”，其背后的丰富历史信息具有口述史料的珍贵价值，在以故事证史的研究路径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
当然，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也形成了多个不同的版本，被斩者的名字也有差异（戚狄平、戚印），被斩地也有宁德的横屿、白鹤岭，莆田的仙游，台州的花街等说法。但这种歧异仍符合民间故事流传中的演变规律，并没有改变故事原初的核心内容。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主角是戚继光父子，背景是抗倭一线战场，起因是儿子无意中违犯军纪。在这些版本中，笔者更倾向于宁德之说。现据《八闽掌故大全·轶闻篇》[4]摘编如下：
宁德的樟湾镇麒麟山下宫门嘴大路边有一块石碑，上刻大字“恩泽坛”；闽侯县吼虎山有座凉亭，名叫“思儿亭”。这一碑一亭有一段感人故事。
明嘉靖年间，倭寇在福建沿海烧杀抢掠，百姓叫苦连天。后来戚继光率八千义乌兵入闽抗倭，头一仗就是攻打海上倭寇巢穴——横屿。横屿为海上孤岛，与樟湾村隔海相望，不易攻取。经过明察暗访，戚继光决定在中秋节下半夜出击，拂晓前捣毁横屿倭巢。临行前，戚继光晓谕全军：“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勇往直前，不准犹疑回顾，违令者斩!”
戚继光之子戚狄平任先锋官，首先带队出发，行至麒麟山下的宫门嘴山口时，他想知道父亲所在的中军是否跟上来，就朝樟湾方向回望了望。后面将士以为先锋有令传达，不觉脚下一顿。戚继光发觉有人停马回头，立即询问为什么停步不前，中军回报是戚先锋回顾所致。戚继光大怒，命人将儿子绑至马前，斥责道：“你身为先锋，带头违令，如何叫三军将士服从军令。”于是下令按军法就地问斩。部将纷纷说情，都无济于事。结果，戚狄平在大路边被斩首示众。
戚家军扫平横屿倭巢后，南下继续追剿倭寇。一次战斗间隙，戚继光登上闽侯的吼虎山，想起爱子被斩于宁德樟湾村头，不禁伤心下泪。后人就在他曾立足思念爱子的地方建起一座六角凉亭，取名“思儿亭”。而宁德百姓则在当年戚狄平被斩的地方立“恩泽坛”石碑，永远纪念戚继光斩子的大义之举和戚氏父子剿倭保民的恩泽。
这一版本为故实考证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就是戚继光父子相关遗迹的参证作用。对于上文提到的“思儿亭”，清代《侯官县乡土志》记载，“思儿亭，父老传言，明戚南塘（继光）元旦出军讨倭，路经此地，令兵士勿回顾，违者斩。其子回顾，斩之。凯旋至此，哭之恸！后人因建亭以志之，名‘思儿’”。这段记载为后人提供了丰富信息：一是违犯军纪的缘由“回顾”；二是戚继光体现出的丧子之痛，这是人之常情，流露出的是戚继光作为人父难以遏制的爱子哀子之心；三是当地百姓对戚继光父子发自内心的崇敬，并留下了“执法如山军纪明，出师矢志灭胡尘。斩子励众并为国，千秋共仰思儿亭”的颂歌。与此相关，因为福州民众都在每年的忌日，于此“亭中哭祭戚公子，其状实为惨恻”，思儿亭百米之外的无名桥遂被称为“惨恻桥”。[5]与福州的思儿亭相似，福清百姓为纪念戚继光父子，在融城南门外约3公里处、戚家军行军途中建有纪念亭，名为“白亭子”，据说取的就是福清方言“爸怜子”谐音，福清龙江街道霞楼村附近的一座山岭“白陵岭”，也应是“白亭子”“爸怜子”演变而来。[6]尤其特别注意的是，浙江的临海、温岭，福建的福州、连江、福清、宁德等地，民间至今广泛留存有与戚继光儿子相关的祀祠纪念物。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临海，当地老百姓为“纪念这位勇于杀敌又被斩首的戚小将军，就在白水洋水井口用小石子铺起了花样石子街来纪念他，这条街后来就叫花街。戚小将军死后被封为太尉。临海人又在离白水洋两公里左右的花冠岩山边建了一座庙‘太尉殿’。在庙的西侧百米左右处还有一碑，碑上题有‘戚继光斩子于此’来纪念他”。[7]可以说，这些与戚继光斩子相关的众多历史遗迹和祠庙，是写在老百姓心中的历史，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构成了故实考证的一条有力的物证链条。
口耳相传，代代相承，“千秋共仰思儿亭”。如此，将在广阔地域流传及有广泛物证相佐的戚继光斩子故事评断为凭空虚构的传说，实在有失武断。这些广泛的民间流传及其相关的纪念性地名、建筑、仪式，都在清晰地表达着百姓民众对外族侵掠的愤恨和对英雄父子的崇敬怀念。其间的历史事件、民族记忆是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热血中。
二、明清文献资料的明确记载
质疑故实真实性的基本理由，除了主要史书失载以外，就是“已知在整个抗倭战役中戚继光还没有得子”，[8]直到隆庆元年戚继光40岁时才生子，完全否认戚继光与嫡妻王氏生子的可能性。其实，依据明代的文献资料，这两个理由都是没有充分占有史料的结果，是无法成立的。
对戚继光与嫡妻王氏生育有儿子之事，戚继光的挚友汪道昆所撰的《孟诸戚公墓志铭》中有确切记载，就是“一品（指王氏，引者注）鸷而张，先后有子皆不禄”，[9]明确肯定了戚继光与嫡妻育子而殇的史实，直接否定了上述的王氏无子说。考虑到嘉靖二十四年戚继光十八岁娶妻王氏与嘉靖四十一年三十五岁率兵援闽抗倭之间的时间间隔，戚继光有儿子十五六岁奔赴抗倭战场也合乎常理，符合被斩者年少冲动、易于犯错的年龄特征。事实上，根据《戚少保年谱耆编》等书的记载，此时的王氏也一直活跃在浙江抗倭一线，正因如此，才会“贼薄新河慓甚，不亟击”，而“将为戚将军妻子忧”[10]的危险情境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妻子”，按照古人的用语习惯，应该包括子女，这也是戚继光之子身临抗倭战场的一个旁证。
对于戚继光斩子的故实，尽管正史中未见记载，但在明代的多个文人笔记中则留下了清晰的记录。一则来自于谢肇制（1567年—1624）的《五杂俎》：“戚元敬原不畏妇，后因出师，以军法斩其子，自是夫人怨恨”。[11]另一条出自沈德符（1578—1642年）的《万历野获篇》：“本朝大将戚继光斩其子，则以败绩，此军法所不贷，不得已也”。这两位作者比戚继光稍晚，生活的年代与戚继光又有交叉，其中谢肇制还来自抗倭的主战场福建，他们所撰著的这两部著作都是明代笔记的上乘之作，为后世的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权威性得到今人的肯定。尽管两书所记载的缘由有所差异，但都肯定了戚继光斩子的史实，其中《五杂俎》提到的夫妻关系更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重要视角，两书所述基本内容的真实可靠性值得今人重视。第三条来自王同轨的《耳谈类增》：“王氏止生长嗣一人，亦善战，置在前队。军法反顾者斩，偶与敌战败，反顾，公即斩之。于是将士胆落，殊死战，復大胜。夫人以是不无少恚”。对于《耳谈类增》，今人往往以文言小说视之，进而主要从文学叙事的视角分析阐发其价值，而从历史视角分析，“《耳谈类增》大都有着较强的纪实性，当中所写的事件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来源”，“结合王同轨的生平交游进而分析文言小说的消息来源，从而对这类著作形成一种近乎‘史源学’的认知”。[12]
延及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所录戚继光撰《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条评介，“第四篇中一条云：‘若犯军令，便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厥后竟以临阵回顾，斩其长子。可谓不愧所言矣。”在《四库全书》编纂力求“考证精核”的大背景下，四库馆臣皆以考证功夫为长物，更难相信他们对斩子史实的认定依据只是空穴来风。到道光年间，山东乡贤王培荀所撰《乡园忆旧录》，对此亦有记载：
“戚将军继光，御倭立奇功，镇蓟如长城。世传其惧内，几成笑柄，不知公之隐情也。公御军严，其子犯法将斩，合营跪祈不允。夫人所生只此子，如畏夫人，何有重于此者？公毅然不顾，夫人亦不肯出一言挠军法。夫妇皆明大义如此。然夫人未尝不怏怏，公亦因是内歉。”[13]
以上几条记载表明，戚继光斩子在明清士大夫群体也有较为广泛的传播，而且这些学者均以治学严谨著称，其纪实性、可靠性、权威性应该受到今人的重视，其中《乡园忆旧录》还表明，这一故实在戚继光的山东故土也有一定流传，进一步佐证了故实相关内情的真实性。与此相联系，福建的有些地方志也载有此事，尽管所记载的缘由仍各有歧异。乾隆版《仙游县志·建置志五》记载：“崇勋祠，在南街下郑前。明嘉靖间建，祀都督戚继光。有司春秋致祭。一在枫亭寨北门街。考之传记，继光至莆田，将出师，烟雾四塞。其子即为前锋，勒马回，求且驻师。继光怒其犯令，杀之”。乾隆《莆田县志》与此类似。乾隆版《宁德县志》则记载：“公既平连江，移兵宁德，以其子为前锋，传达‘退缩者斩’。其子登白鹤岭，见倭势甚盛，回首欲有关白，立斩以徇，三军股栗，临战无不以一当百，于是尽歼群倭，遂平福宁路”，“公但有此子，宁人感而伤之，因并塑其子之像于庙，配祀无疆”。
三、家庭悲剧的可靠旁证
考证戚继光斩子故实的真实性，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戚继光后人编纂的《戚少保年谱耆编》为什么没有记述此事。但如果放在该书编纂的时空环境下思考，其实就不难发现，该书的编纂者既有记述宣扬其父祖功业的目的，也存有突出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心理，由此该书在史料的取舍方面存在着重要社会关系的刻意隐讳隐瞒。这突出表现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戚继光的重要支持者和政治庇护者——张居正。正是依靠张居正的鼎力支持，戚继光才迎来蓟镇练兵的辉煌，得以完成训练边兵、建立车步骑营、修筑长城敌台等大事，如此重要的人物，为引起不必要的政治纠缠，该书几近空白，只有寥寥的“居无何，会江陵殁，侧目者有烦言，波及家严”一句话；第二个则涉及戚继光的嫡妻王氏。全书完全不涉及戚继光夫妻关系的演变。
对于嫡妻王氏的形象，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记述。一是前文所引汪道昆撰《孟诸戚公墓志铭》所说的王氏“鸷而张”，其他记载中更可见戚继光之惧内，几成天下笑柄，这肯定是信史的一部分；二是《戚少保年谱耆编》记载的嘉靖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六年、四十年发生的“方諸孟光”的几则贤妻故事，这肯定也是信史的一部分。这里的问题就是，王氏“鸷而张”的情况既然记入墓志铭，这肯定得到了戚继光后人的认可，但为什么这些内容在年谱中得不到丝毫的反映，王氏又是怎样从贤妻变为悍妇、妒妇呢？这仍需要从《孟诸戚公墓志铭》的记载中寻找线索：
“一品鸷而张，先后有子皆不禄。少保阴纳陈姬，举祚国、安国、报国，沈姬举昌国，杨姬举辅(辅，当为‘兴’。)国。御人露诸姬多子状，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寝门，号咷而愬祖祢，乃大恸。一品亦弃刃抱头痛哭，乃携安国子之。安国既受室而殇，一品解体，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
根据这段资料，再结合年谱及《五杂俎》《耳谈类增》《乡园忆旧录》等书的记载，今人就会发现戚继光与王氏夫妻关系演变背后的关键点——儿子，戚继光夫妻关系的演变过程就会成为斩子故实的有力旁证。也只有据此逻辑，才能梳理出戚继光夫妻关系演变的完整脉络，才能理解夫妻关系生变的根本原因：第一阶段是婚后多年夫妻间的互敬互让，所留下的佳话为《戚少保年谱耆编》的相关记载与余姚相传至今的王氏桥故事[14]所佐证。进入第二阶段就是因为斩子，导致王氏耿耿于怀而心生怨恨，夫妻关系形成较为激烈的冲突，王氏“鸷而张”行为特征就是在这一阶段表现出来的。由于夫妻关系严重恶化，这才有戚继光解救“兴化府之陷”之后在《止止堂集》的《九鲤湖祈梦》文中所说的“子嗣之忧”，这才有戚继光相继而来的纳妾生子。第三阶段则是夫妻关系的和解，就是墓志铭记载的夫妻相互抱头痛哭之后的王氏“乃携安国子之”，养子安国成为王氏的精神依靠。第四阶段则是夫妻关系的决裂，这次冲突爆发的起因仍是儿子，王氏辛辛苦苦抚养成人的“安国既受室而殇”，与上次丧子之痛的叠加导致“一品（王氏）解体”，其精神的崩溃进一步触发夫妻矛盾的激化，随之王氏携带自己的积蓄出走娘家。
从戚继光夫妻关系的演变过程分析，不难理解该书隐藏斩子真相的缘由。于公义，戚继光斩子是铁面无私，是中国古代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典范。面对独生爱子，面对情有可原的违纪，戚继光完全有权不斩儿子，只是有了这一场斩子的悲壮，戚继光才真正兑现了自己的“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的铮铮誓言，才能令出必行、军威雄壮、万众一心、战无不胜，才能真正解决倭寇侵略的问题。牺牲自己的爱子独子，造福万千百姓，戚继光成就的不仅是抗倭大业，更是泱泱中华大爱无疆的民族精神。但于私情，戚继光斩子则是完完全全的家庭悲剧。对于为人之父的戚继光，今人从思儿亭等遗迹中仍能深切感受到那种难以遏止的丧子之痛，而对于为人之母的王氏，这不仅有常人难言的丧子之痛，还要面对爱子被自己丈夫斩杀的无情决绝，这更让她痛不欲生。这种由丧子引发的怨恨绝望情绪，不仅改变了她的行为方式，使她从一个“方諸孟光”的贤妻变成了“鸷而张”的悍妇，也导致了夫妻关系的反转，戚继光本人更因愧对夫人而成为世人“惧内”的谈资。凡此种种悲剧、冲突的隐情，戚继光的后人怎么会对世人诉说，如何会行诸文字？如此《戚少保年谱耆编》对斩子之事采取回避、舍弃的态度而只字不提，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包括汪道昆在内的其他亲朋为避免触发其情思，对斩子之事也采取曲笔、隐讳的做法，依然合乎情理，后人难以苛责。由此而论，《戚少保年谱耆编》的失载也无法成为否定斩子故实的有力根据。
总之，本文从口耳相传资料的价值及多种遗迹对民间故事流传的参证、明清权威文献的清晰记载、戚继光夫妻关系演变的可靠旁证等三个方面，对斩子虚构说的基本论据进行了逐一的深入分析论证，可以就此得出结论，以往学者所作出的斩子虚构的结论及其依据是非常武断的，只是在当时条件下未能广泛占有历史资料的结果，经不起严谨的历史分析。当然，本文对故实的真实性、可靠性也只是进行了相对系统的初步梳理，就此可以推断斩子发生的时空应是在台州大捷之后、仙游九鲤湖祈梦之前的福建抗倭战场；至于斩子的具体地点与缘由，笔者倾向于宁德的临阵回顾说，至于具体地点是宁德的横屿还是白鹤岭，对此仍需要进一步的资料调查，这还有赖于各界各同仁的大力支持。
（作者：曹文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文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注释】
[1]最早提出质疑的是郭沫若，他根据资料和考证，认为戚继光斩子是“后人所造的”（《青铜时代·述吴记》），后又专门写了一篇《续谈“戚继光斩子”》。
[2]诚如王国维所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见王国维著：《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3]童书业：《童书业著作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72页。原文《从史料考订与通史著作谈到古史的研究》载上海《益世报·文苑》1946年12月6日。
[4]陈建才主编：《八闽掌故大全·轶闻篇》，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福师大老师讲述思儿亭典故》，https://xcb.fjnu.edu.cn/85/48/c1353a34120/pagem.psp，原文出自《东南快报》2014年4月11日，第A36版。
[6]曹于恩：《戚继光在福清（二）：抗倭殊勋，千秋共仰》，https://www.fqlook.cn/thread-75688-1-1.html。
[7]静 文：《戚继光斩子遗迹犹存》，《钱江晚报》2007年3月27日，第D7版。
[8]杨辄：《戚继光斩子说不能成立》，《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5期。
[9]（明）汪道昆：《太函集》，《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
[10]（明）汪道昆：《台州平夷传》，转自张德信、王熹、范忠义、李克等编：《戚继光研究资料粹编》，黄海数字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页。
[11]（明）谢肇制：《五杂俎》卷八，人部四。
[12]陈刚：《王同轨生平著述考》，《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16年第2期。
[13]转引自亦彬：《戚继光与“辕门斩子”》，《孙子研究》2016年第5期。
[14]裴明海主编：《宁波爱国民间故事集》，宁波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参考文献：
宁可：《谈戚继光斩子的传说》，《人民日报》1965年7月27日；该文编入《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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