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凡四卷九篇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马可波罗（1254—1324）是中世纪大旅行家。他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从意大利到达中国，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离华。他的《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关于《游记》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此后120余年来，我国已有《游记》汉文译本六种，蒙文译本二种，介绍及研究性专册、论文百余种。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此书的成就还有一些差距，但也有我们的特色，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于汉蒙文译本

　　六种汉文译本是：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1〕，无需赘述。笔者的印象是，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2〕。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现在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 ）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为精细深刻〔3〕。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 Vanchu 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4〕。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5〕。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

　　二、研究情况概述

　　马可波罗在书中记载的元代中国的事情非常繁富，他游历的地区很广，所见所闻，多笔之于书。这些记载，既可与中国史籍互相印证，也有一些晦涩不清、需要考证的地方，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课题。西方学者已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审正、提出新的看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他自己在中国担任的角色述说不清，他先说他为大汗（即忽必烈）出使各地，又说曾治理扬州三年，这在中国史志上都无迹可寻。对此，我国学者曾提出三说。

　　（1）枢密副使说法国学者颇节（一译鲍梯）于1865 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转译之《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记事及书《阿合马传》中王著等杀阿合马后，元世祖命枢密副使孛罗等“讨为乱者”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亨利·玉尔从之。张星烺在译亨利·玉尔英译本《游记导言》时，为之补《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详搜《元史》及其它资料，确证了颇节之说。束世澂见其文后，赞同其说，并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较张文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年）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哥孛罗，则马哥之至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然其行事与《游记》何无一不合者也？”这本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然而束先生因基本同意张先生的枢密副史说，最后仍以波罗书记载有误的推测（此系张说）而未追究下去〔6〕。

　　张氏此文，在当时颇有影响。法国人沙海昂（即将颇节本《游记》转为新法文者）读后，即译为法文，并在当年（1922）10月在北京观象台为之作宣传讲演〔7〕，表明二人看法相同。1926 年出版的李思纯《元史学》，有《补马可波罗传略》，也说马可于“1277年，遂拜枢密副使”。但《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1856—1921）在其书卷一一七《马可保罗传》中则反对此说，他在该卷夹注中引证《元史·阿合马传》后说：“西人之稍读元史者，妄谓此副使孛罗即马可保罗，徒以孛罗二字与保罗音近耳，实则副枢孛罗必是蒙兀种人而非马可，故《马可游记》旧本不载其事，明嘉靖间（1522—1566）西人续得《马可游记足本》始知之，并谓或马可不愿当世知之，故先不传播。钱念劬《旧潜记》疑之，寄以为定是西人附会之说。”屠氏此说远在张星烺补传之前，当系针对亨利·玉尔《导言》之说，此据该文最后夹注有“英人尤氏（即玉尔——引者）云”可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否定马可波罗为枢密副使的第一人。他译波罗为“保罗”而不用“孛罗”，免与《元史》中名孛罗者相混，颇有见识。虽然他仅从种族不同而推断，未举出更多论据，但首倡之功亦不可没。

　　此后，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在1927与1928年合刊的《通报》（刊物名，荷兰出版）上，发表了《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批评了沙海昂沿袭颇节“枢密副使说”之误。他提出，英人巴克尔（Parker）在1904年曾说1277年的孛罗不得为马可波罗，他自己也曾引剌失德丁（Rashu-d-Din ）的《蒙古史》（即今汉译《史集》——引者）的一段，证明中国史书所志参加阿合马案件的孛罗，也不是可马波罗〔8〕。冯承钧在所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上册《序》中说：“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按，应为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引者）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他说：“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为马哥孛罗。”此注作于1935年2月20日。

　　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份刊载了岑仲勉先生的《蒙古史札记》，其第八篇为《枢密副使孛罗》一文，针对张星烺先生的论点作了详细的讨论。首先提出三点疑问：1.张氏将孛罗一家自威尼斯至大都时间之三年半强缩为一年余，与事实不合，疑点一；2.张氏缩短行程时间目的在证实马可父子于至元十年（1273）到中国并参加炮攻襄阳之役，但该役在至元十年正月，马可父子即令能到，行装甫卸，何能立即献炮法攻城，此其二；3.张氏谓马可在扬州当任达鲁花赤或宣慰使，如马可曾为枢密副使，则其出任扬州官员为降职，何以获元世祖宠遇者竟左迁外秩？且其治理扬州年代亦难以确定，疑点三。岑氏更进一步就枢密副使孛罗的仕官经历与马可入华年代不合，孛罗所任职务（如宣徽使、侍仪司等）非入华不久之马可所能胜任等问题展开评述，否定了马可为枢密副使说〔9〕。

　　至于《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已有人对其生平经历作了详尽的考证。余大钧教授在《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长文中指出，孛罗是蒙古朵儿边部人，生年约在1246年左右，1283年（至元二十年）夏，孛罗奉旨出使波斯伊利汗国，于1284年末或1285年初到达，从此一去不返，于1313年4月去世〔10〕。可见此人与马可波罗毫不相干。

　　（2）扬州总管说马可波罗讲到扬州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又说他“曾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11〕。他在扬州任何官职，我国史书及扬州方志均无记载。映堂居士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中说，博罗玛格（这是按中国习惯以姓冠名前的译法）“曾为扬州总管”，这是在我国提出扬州总管说的第一人。此后，屠寄在所著《蒙兀儿史记·马可保罗传》中也说：“（至元）十四年（1277）……时宋已平，特授扬州路总管，在职四年。”再后，在冯译《行纪》的《叙言》（第9页）及第15章（注一，第35页）都说马可波罗曾被任为扬州总管，但在同书第143章《扬州城》一节的正文和附注中（见中册第542——543页），却未提总管二字。

　　扬州总管说外，尚有扬州宣慰使（张译《游记导言》第100页）、都督（李季译本第226页）、总督（张译《游记》第288页，陈译本第168页）等说。这些译文都值得推敲。

　　笔者认为，总管、都督、总督等都是汉译者用的官名，与马可波罗实际在扬州担任的职位都不相干。

　　马可波罗讲到扬州城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所以大可汗的十二总督之一驻在这城里”。又说马哥孛罗“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见张译本第288页）。这是把扬州作为一个行省的省会而说的，扬州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为江淮行省的治所。在元代，行省的长官称平章政事，这用欧洲文字表达不出来，只能译为Gouverneur或Gouverneur général（法文），Governor general（英文），颇节、沙海昂的法文本和玉尔的英文本就是这样译的。这两种外文再译成汉语，则可译为总管、总督或都督。从翻译的角度看，这本无可指责。但在元代，行省以下的路，恰好有总管一职，因此，马可波罗便由西方人理解的行省长官变为中国人理解的扬州路总管了。总之，所谓马可波罗任扬州总管一说，只是文字翻译的偶合或巧合，以致误假成真。从马可书中的记述，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12〕。至于总督、都督，其意与总管同，元代行省并无其官，可不具论。

　　关于扬州宣慰使一说，是张星烺先生译亨利·玉尔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的话，似乎玉尔认为马可曾任扬州宣慰使。其实，这又是张先生的汉译问题。查玉尔的原文是：“At one time we　know　tha the held for three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the　great　city　of Yang-chau”，直译可作：“他曾治理扬州大城三年”，直译则为“尝为扬州宣慰使三年”，与原文相差甚远。其原因可能是，他认定《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即马可波罗，又认为此孛罗曾任过宣慰使。在其《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文中，他引《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七年十二月丙申朔……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条后说：“此人后升御史大夫、宣慰使、枢密副使。”又引同书卷九：“至元十四年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证明马可波罗曾任宣慰使，而宣慰使是地方机构宣慰司的首长。这看起来没有错，可惜他引的《元史》版本错了。据百衲本洪武版《元史》及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至元十四年二月此条不作“宣慰使”，而作“宣徽使”，这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御史大夫孛罗是在中央任官，不可能兼地方官〔13〕。李思纯《元史学·补马可波罗传略》沿袭张说，谓“明年（1280年），出任淮东道宣慰使”，盖因宣慰司系分道设置，扬州置者称淮东道（《元史·百官志》七）。

　　实际上，马可波罗是否在扬州任职，还难确定。亨利·玉尔曾指出，有一种《游记》版本说马可波罗“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三年”，未提任职。伯希和则认为，马可波罗所任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所担任的职务，也应当是有关盐务的官员〔14〕。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无从证实。马可波罗在扬州任职以及他在华17年间任职问题，还是一个悬案。近年来，已有一位学者对此提出进一步的清理工作。

　　（3）斡脱商人说　 1992年，蔡美彪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一文，在考察了马可波罗在华的“语言与观念”后，他就马可的“地位与身份”作了详细的探索和分析，推断马可波罗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论据如下：

　　1.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他是否担任行政官员或使臣的记述模糊含混，难以置信。书中只说他被称为阁下（Messer或译先生），而无任何官名和职衔。元朝出使使臣必须持有朝廷授予的牌符（牌子），马可经行中国各地却从未提被授牌子，不可能是正式使臣。他提到出使过哈剌章（云南）和印度，俱未言及执行任何行政使命，而只记当地风俗物产、贸易情况（前地）和采珠方法及宝石（后地）。既无牌符，又无奉使记录，表明他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身份，最多不过是随员。其扬州任职可疑，有版本说他居住此城三年，伯希和推测他是盐务官员，并无实证。可能他以商人身份参予过扬州的商务管理。

　　2.《游记》记述中国情况涉及方面很多，但不象旅行家那样去描述名山大川景色和文物古迹，也不象一名官员那样去记述行政事务和官场纷争，而是以极大兴趣记录各地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表明他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在中国从事商业的实际经历。书中较多涉及的珍珠、宝石、香料、盐业等等，都是元代色目商人所经营的行业，可能也是波罗一家经营过的行业。马可不懂汉语，与汉族文士和色目文人无交往，他所交往的是商人和商务官员，因而他所记述的某些历史事件，往往确有其事而不尽相合。

　　3.波罗一家本是威尼斯富商，他们在华17年之久，并无奉使或任职记录，当是继续经商。回国时带回大批珍宝，成为“百万富翁”，表明他在中国经商致富。若只是旅行家、传教士或一般官员，不可能积累如此巨额财富。他书中记载中国麝香的出产，还带回麝鹿的一副头骨和脚骨，在威尼斯还因麝香贸易纠纷上诉，而贩运香料是元代色目商人经营的行业。

　　据此，作者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是一名色目商人，《游记》只讲各地见闻而很少讲其本人事迹，中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他的记事，可能与此有关。作者进一步指出，波罗一家虽是色目商人，但非一般色目商人，而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斡脱是突厥语Ortoq译音，意为“伴当”、“伙计”，或直译为“商贾”。他们是官商，是“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因而与一般色目商人有所不同。《游记》中提到的“奉使”，大约就是受忽必烈的接见和委付，为皇室做生意的人而非正式的使臣。从这个意义来理解，马可的“奉使”不应全出于虚构。

　　笔者认为，此文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的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游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一个新思路、新见解，是马可波罗研究上的一个突破。不管读者赞成与否，就文章本身而论，可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二）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

　　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住了17年，他懂不懂汉语？《游记》说，马可波罗到中国不久，“已经知道四种语言，同他们的字母，他们的写法”（张译本第15页）。法国学者颇节认为这四种语言是汉语（文）、维吾尔语、八思巴蒙语和阿拉伯——波斯语。但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亨利·考狄（戈耳迭）在为《游记》作注时却对其懂汉语一说持否定态度。玉尔认为马可既不懂汉语，也不识汉文。我国学者邵循正先生就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交游而论说：“他交游往还的都是西域人，蒙古人很少，汉人怕是简直没有”，“《游记》中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的名字……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蒙古语也很有限，他比较有把握的就是波斯语（包括波斯语中习用的大食语字）”〔15〕。笔者则从元代社会情势的考察说明这一问题：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朝代，它虽然利用了一些汉人帮助其统治，但也利用了不少色目人（或称西域人），这些人的地位远在汉人之上。成吉思汗曾借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文，元世祖时又用西藏僧人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又设蒙古国子学，令蒙古、汉人官僚子弟入学，在各官府机构中普遍设置翻译人员。因此，汉语文在当时的官场上并不是必要的。现存元代政书《元典章》及元代碑文，其汉文多俚俗难解，即因是由蒙文直译或硬译而来。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时，有人上奏：“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可见汉文在当时不被重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怎能要求马可波罗懂汉语和汉字呢？

　　（三）几个年代问题

　　（1）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　波罗一家何年离开中国， 此前中外学者认为在1292年初。笔者于五十余年前在《永乐大典》卷19418 “站”字韵中所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的政府公文，是份请示当年三月所派兀鲁*[角+“得”右]、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往阿鲁浑大王（即波斯伊利汗国王）处的随员应如何供应口粮事的呈文，这三个人正是《游记》中所记波罗一家随从到波斯去的那三位使臣（见冯译本第37页，张译本第18页）。笔者据此并参证其它文献，推断马可波罗一家离开中国的年代当在1291年初而不是1292年初，此说已得到中外学者的赞同〔16〕。

　　（2）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不管马可波罗在扬州任官与否，但他在扬州居留三年还是被承认的。这三年起迄时间，注释家说法不一，我国学者彭海根据《游记》所述，结合元代情况，作了具体论证：第一，从《游记》所述扬州有“二十七个城市附属于它”和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来看，可能是1282年至1284年的扬州；第二，从马可波罗说他治理扬州三年之久来看，可能是1282年元世祖颁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以后的事；第三，从扬州“用纸币”来看，是1280年江淮行省颁发元钞规定以后的事；第四，从马可波罗说从瓜州“由河湖”运粮食到汗八里（大都）一事来看，应是1285年组织海运以前的漕运。作者在对以上诸条作了分析后认为“1282年至1285年（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期间”，马可波罗“在扬州一带活动是可信的”〔17〕。

　　（3）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离华抵波斯及被俘的年代日期这三个年代日期是杭州大学黄时鉴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般认为，马可波罗随同其父、叔离开威尼斯的时间在1271年，这固无问题，但在这一年的什么时候，有人认为在11月，黄教授推算了具体旅程，并参考了穆尔与伯希和的考证，认为应在1271年夏季离开威尼斯，最后在这年的11月正式奉教皇格里哥利第十之命从阿迦启程东来。

　　黄文在承认杨志玖考订的波罗一家离华年代在1291年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算了他们到达波斯的日期，改正了杨志玖推算的波罗一家于1293年七八月间见到波斯的合赞汗说法，认为应在该年的四五月间，并将其行程日期列举为：

　　1291年1月，离中国泉州港。

　　1291年4月，抵苏门答腊，在此停留五个月。

　　1291年9月，离苏门答腊。

　　1293年二三月间，抵波斯忽里模子港。

　　1293年四五月间，在阿八哈耳见合赞汗。

　　此前，先到帖必力思附近某地见乞合都。

　　波罗一家1295年回抵威尼斯不久，遇到与西岸城邦热那亚的一场海战，马可波罗被俘，在热那亚狱中同狱友鲁思梯切罗合作，口述其经历，由后者笔录。长期以来，不少作者认为马可被俘在1298年9月8日的战斗中。但各种主要《游记》抄本仅仅提到马可波罗1298年在狱中完成他的书，而据玉尔所引史事，这次战斗中被俘的威尼斯人入狱的时间是10月16日的中午，如果马可在此次被俘，他在这年余下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否可能完成他的作品？黄教授根据玉尔《导言》中引述的与马可同时代人所记资料，该资料记有在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场海战中马可波罗被俘事，认为这条史料可信，而玉尔则以此次战争与1294年的战争都在同一地点（剌牙思），认为即是1294年的同一战争而不采用；穆尔和伯希和的英译《寰宇记》“导言”（第34页）已同意1296年说，黄文也肯定马可被俘之年为1296年。此外黄教授还重译了这条资料，纠正了张星烺先生在汉译《导言》（第193页第7行至10行）中的误译〔18〕。这对于订正年代、澄清事实，都有裨益。

　　（4）在中国的旅程及年代除了以上几个年代外，马可波罗在中国的17年间，所到地区很多，其旅程及年代也应该弄清。对此，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在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中作了详尽考证。

　　1.出使云南的年代和旅程　《游记》说，马可波罗第一次出使是从汗八里（大都）到哈剌章（云南），行程凡六月。途经京兆府（今西安市）时，马可说该地的领主是大汗之子忙哥剌；到达哈剌章后，马可说该地之王是大汗之子（一本作孙）也先帖木儿。陈教授据《元史·赵炳传》及其它元代资料，知忙哥剌死于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似乎马可在此前已抵京兆府；但据《元史·诸王表》及《张立道传》，也先帖木儿于至元十七年（1280）始袭封云南王，马可不会在此年前到达云南，这就与1278年到京兆府说矛盾，因为从大都到云南不过六个月的时间，何需从京兆府到云南竟用一年甚至二年之久。陈教授认为这是《元史·世祖纪》和《诸王表》误记安西王忙哥剌的死期（至元十七年）所致。据《元史·商挺传》，忙哥剌死后，其妃使商挺请命于朝，以子阿难答嗣，元世祖以阿难答年少，未习祖宗之训，让商挺代行王相府事。到至元十七年六月，罢王相府，复立陕蜀行省，史家遂误把安西王忙哥剌之死一并记在此时。陈文结论说：“总之，波罗出使云南的时间不会早于至元十七年，当他路过京兆时，虽然忙哥剌已死，但王妃和王相府还在当政，而嗣王名声又不显，所以他只知道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前王之名，以为忙哥剌还在世。”根据推论，波罗经过京兆的时间大约在至元十七年六月之前不久〔19〕。这一考证甚为精当，不仅纠正了《元史》关于忙哥剌死期之误，对沙海昂在《行纪·京兆府城》（注四）中所谓“按，忙哥剌离西安时在1277年（至元十四年），然则可以藉知马可波罗经过西安时，在此年前后”（冯译《行纪》中册第434页），也是纠误。

　　2.奉使各地——任职扬州和到杭州视察岁课　据《游记》，阿合马被刺事件前后，即至元十九年（1282）三四月间，波罗正在大都。陈教授估计，马可波罗命驾南行并在扬州任职居住三年，应在至元十九年夏以后。在叙述并考察了南行路线之后，认定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上限不得早于至元十九年夏，下限大致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陈教授同意伯希和所说波罗担任盐务机关官员的推断，并认为波罗所说他曾到杭州（行在）“视察”岁课，至少是检校盐课，并非虚言，时间可能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至于到镇江时间当在至元十八年（1281）之后的几年，应是赴杭州公干途中路过其地的。

　　3.出使印度和离华时间陈文把波罗出使印度时间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287——1289），根据是，《游记》说，当他出使印度归来时，恰逢伊利汗三使者，他们护送未来王妃阔阔真去波斯，而陆路不通，见波罗熟于海路，遂邀与俱行，拟由海路去波斯，得大汗准许。据《经世大典·站赤》，诏旨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发下，则波罗与使者相遇必在此时之前。他从印度回航需利用西南信风，则应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夏秋之间；其去印度需利用东北信风，时间不能迟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或更早，故作者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作者同意波罗一家离华时间为1291年春，他说，波罗一家与伊利汗三使臣及其随员护送阔阔真王妃，“大约是1290年春夏之交从大都南下，到泉州后，等候信风启航西行的”。

　　作者最后附有马可波罗奉使在华路线图并说明，兹录其说明如下：

　　1.奉使云南（1280—1281）

　　2.扬州任职，杭州检校岁课（1282—1287）

　　3.奉使印度（1287—1289）

　　4.回国（1290—1291）

　　作者还对马可波罗所经历的地名作了一些勘同，本文将在下节中引述（请见1996年第2期）。


　　注释：

　　〔1〕见张跃铭：《〈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读书》1982年第10期。二文俱收入1983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一书中，该书尚有评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等文，可参看。
　　〔2〕见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
　　〔3〕见江辛眉：《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简介》， 《中国史研究》1959年第2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
　　〔4〕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5〕见穆尔（A.C.Moule）：THE MURDER OF ACMAT BAILO， 原刊英国亚洲皇家学会会报华北分会1927年上海版，收入其《行在及其它马可波罗注释》（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论集第79——88页。（Bailo，邵循正先生认为即女真语的“孛极烈”、 满洲语的“贝勒”，见前引邵文）；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第10 ——11页ACMT①条，第236页CENCHU 条，第870页VANCHU 条。
　　〔6〕张星烺之作先发表于《地学杂志》1922年第1至4期，后收入其《马哥孛罗游记导言》。束世澂文发表在《史地学报》1923 年第2卷7期。张见束文后又作《答束世澂君〈中国史书上之马哥波罗质疑〉》（载《史地学报》1924年第3卷3期）一文，仍坚持《游记》本身有错误之说。
　　〔7〕见上引《答束世澂君》文。
　　javascript:void（0）;
　　〔8〕伯希和文由冯承钧译出，先刊布于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34年版第83——99页；后收入其《马可波罗行纪》下册，1936年版《附录》第849——865页。
　　〔9〕按，岑氏所评张氏论点，多引自张氏另一专著《马哥孛罗》，故文字上与张所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略有不同。
　　〔10〕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199 页。
　　〔11〕见张译本第288页，冯译本中册第542页基本相同。
　　〔12〕参看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中的（二）《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节，原刊《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2期，收入《元史三论》第109——113页。
　　〔13〕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元史》及开明书店据清殿版二十五史之《元史》俱误作“宣慰使”，冯译《马可波罗行纪·序》第3 页亦误作“宣慰使”。
　　〔14〕同注释〔12〕。
　　〔15〕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
　　〔16〕见《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12期，1941年12月重庆出版，收入《元史三论》第89——96页；《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收入《元史三论》第97——104页；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原载《旅行家》1956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14页。
　　〔17〕彭海：《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8〕该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287——297页。
　　〔19〕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