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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九 对作篇 第八十四
【题解】
本篇是王充对他的著作《论衡》以及《政务》所作的说明，用问答体写成，因此取名《对作》。它说明了写作《论衡》的起因和宗旨，《论衡》的内容和性质，以及想达到的目的。《对作》可以看成是《论衡》的一篇绪论，对了解全书的基本精神和王充的思想感情很有帮助。王充反复强调他作《论衡》不是为了“调文饰辞”，而是由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当老师的“赋奸伪之说”，做大官的“读虚妄之书”，弄到了“是反为非，虚转为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的程度，面对这种现实，自己“疾心伤之”，“不得已，故为《论衡》”。他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见是非之分”，并希望这些主张能得到君王的采纳，以便对政治和教化有益。鉴于桓谭等人遭受迫害的先例，他对《论衡》感到忧心忡忡，一再声明它“无诽谤之辞”，希望“可以免于罪”。在当时《论衡》遭到很多攻击和诽谤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原文】
84.1 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至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1>，教训必作垂文<2>，何也？”
〔注释〕
<1>荀：荀子。参见13.5 注<1>。孟：孟子。参见1.3 注<1>。
<2>教训：教诲训导。垂：自上施下。垂文：指内容在于教诲、开导的文章。
〔译文〕
有的人问：“贤圣不写没有目的性的文章，写书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上至孔子、墨子这类人，下至荀子、孟子这些人，为教诲训导后人一定写有文章留下来，这是为的什么呢？”
【原文】
81.2 对曰：圣人作经，艺者传记<1>，匡济薄俗<2>，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3>，增善消恶，割截横拓<4>，驱役游慢<5>，期便道善<6>，归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7>，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8>，王道备<9>，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10>，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11>，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12>。杨、墨之学不乱传义<13>，则孟子之传不造<14>；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15>；高祖不辨得天下<16>，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17>；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18>，则桓谭之论不起<19>。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汉立兰台之官<20>，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21>，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22>。主父偃嫉之<23>，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于吏，当谓之下愚<24>。仲舒当死，天子赦之<25>。夫仲舒言灾异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论无触忌之言<26>，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语乎？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也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
〔注释〕
<1>艺：据本书《正说篇》“圣人作经，贤者作书”，《案书篇》“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当作“贤”。
<2>薄俗：不良的风俗。与下文“实诚”对应。
<3>《六略》：参见83.7 注<24>。
<4>横拓：横行，放纵。
<5>游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6>道：通“导”。引导。
<7>介：通“芥”。小草。纤介：形容极细微。
<8>浃[ji 音ā加]：彻，周全。
<9>王道：王者治天下之道，这里指儒家的“礼治”。
<10>检押：亦作“检柙”，矫正，纠正。
<11>防：堤岸。决：通“缺”。残破。备：完整，这里指修好。
<12>王充在本书《齐世篇》《定贤篇》《书解篇》中都表明了这种看法。
<13>杨：指杨朱。参见8.2 注<13>。
<14>孟子批杨、墨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15>韩国三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16>辨：通“辩”。争论。
<17>参见本书《书解篇》注。
<18>凡论：指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点。
<19>桓谭之论：指桓谭的著作《新论》。
<20>兰台：参见38.16 注<1>。
<21>道术之书：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汉室：把写的奏章呈给汉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汉人，汉武帝时任郎中。
<24>当：判决书。下愚：本义是智能低劣，这里指诽谤朝廷，目无法度，不可救药。
<25>以上事参见《史记·董仲舒传》。
<26>所论：指王充在《论衡》中发的议论。
〔译文〕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道上来。孔子之所以写《春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伦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河堤决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滥的灾害；网破了洞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出来的危险。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子就不会著《春秋》。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乱经传的本义，那么孟子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高祖不争论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出来了；各种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种观点如果不坏乱，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乱编写。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董仲舒写的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出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部书。汉武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董仲舒被判处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触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道理进行考核，收集史实的说法呢？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做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世俗如果还不知道回到正道上来，就应该伸张道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原文】
84.3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1>。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2>。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3>，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4>，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5>！”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6>，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7>，恻怛发心，恐土之危也<8>。夫论说者闵世忧俗<9>，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也。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10>；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其《政务》言治民之道<11>。《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12>，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13>，作论于下。实得<14>，则是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
〔注释〕
<1>机：据文意当作“讥”，形近而误。
<2>说：通：“悦”。
<3>南面：古以北为上，老师坐北面南。
<4>典城：泛指地方长官。紫：指印章上的紫色丝带。佩紫：汉代相国、丞相、太尉、将军、列侯用的印章上都束有紫色丝带。
<5>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下》。
<6>紫：暗红，是间色。朱：大红，是正色。紫朱，比喻真伪。
<7>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参见5.4 注<11>。
<8>土：当作“上”，形近而误。
<9>论说者：指王充本人。
<10>黄、老之教：指汉初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
<11>《政务》：王充的著作之一，基本内容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有人认为，早已失传。
<12>九虚：指《论衡》中的《书虚》《感虚》等九篇文章。三增：指《论衡》中的《语增》《儒增》《艺增》三篇文章。《论死》《订鬼》：《论衡》中的两篇文章。
<13>愚惑：当作“遇惑”，与“遭弊”对文。
<14>据递修本，“实”字前有“下”字。
〔译文〕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子说：“难道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原文】
84.4 或曰：“圣人作<1>，贤人述<2>。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
〔注释〕
<1>作：指创作。
<2>述：记述，阐述。指阐述别人的东西。
〔译文〕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人阐述。以贤人的身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原文】
84.5 非曰作也<1>，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2>，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邹伯奇《检论》<3>，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4>。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5>，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卿之事覆而考之<6>，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
〔注释〕
<1>此句有误，应作“对曰：非作也”。
<2>太史公书：即司马迁著的《史记》。刘子政序：指西汉末刘向所著的《新序》。班叔皮传：指东汉初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
<3>桓山君：当是“桓君山”。《检论》：书名，已失传。
<4>衍：发挥，扩展。按：本书《正说篇》认为伏羲非作，文王非演，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这里王充又因俗传为说。
<5>辩：通“辨”。
<6>文吏：掌握和熟悉文书、法令的官吏。狱：狱史，指负责审讯的官吏。卿：指廷尉。狱卿之事：这里指司法案件。
〔译文〕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太史公的书、刘子政的序、班叔皮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性的另作，从前根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周文王把八卦画出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根据图象扩展而增生出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核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做法也是创作吗？
【原文】
84.6 上书奏记<1>，陈列便宜<2>，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书奏记<3>，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建初孟年<4>，中州颇歉<5>，颖川、汝南民流四散<6>。圣主忧怀<7>，诏书数至<8>。《论衡》之人，奏记邵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9>。酒縻五谷<10>，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11>。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12>，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13>？
〔注释〕
<1>上书奏记：指官吏给皇帝、上司写的奏章、报告。
<2>便宜：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3>据递修本，“书”字前有“上”字。
<4>建初：汉章帝年号，公元76——88 年。
<5>中州：即中土，中原，今河南一带。
<6>颖：当作“颍”，形近而误。颍川：郡名，在今河南中部。汝南：郡名，在今河南东南部和安徽西北部。
<7>圣主：指汉章帝。
<8>以上事参见《后汉书·章帝纪》。
<9>《备乏》：王充的一篇作品，已失传。
<10>縻：通“靡”。浪费。
<11>《禁酒》：王充的一篇作品，已失传。
<12>“记”字衍，当删。
<13>“上书”二字误重，当删去其一。
〔译文〕
给皇帝、上司写奏章、报告，陈述应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当今写书的人，如同写奏章、报告一样，主张发自内心，文章写成于手中，它们的实质是同样的。上书称为“奏”，奏记换一个名称就叫“书”。建初初年，中原一带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老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圣主心中忧虑，屡次下诏免租。《论衡》的作者，向郡守写报告，认为应该严禁奢侈，以防备困乏。建议不受采用，回来就在奏记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备乏》。酿酒浪费五谷，容易产生盗贼，嗜酒无度，盗贼就不会断绝，又向郡守报告，严禁老百姓酿酒。回来在报告草稿上加一个标题，叫做《禁酒》。由此说来，写作书，就是写奏章、报告一类的文章，说它是创作，那么写奏章、报告也都该叫创作了。
【原文】
84.7 晋之《乘》，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1>，《春秋》之“元”<2>，杨氏之“玄”<3>，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4>，《论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5>，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6>，读于阙掖<7>，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8>，而汉朝不讥。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恐其废失，著之简牍，祖经章句之说<9>，先师奇说之类也<10>。其言伸绳<11>，弹割俗传。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贤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12>。”是以论也。玉乱于石，人不能别；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13>，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14>。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15>，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16>。《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17>，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18>，使天柱折<19>，地维绝<20>。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21>，援戈麾日<22>，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若太史公之书，据许由不隐<23>，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24>，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注释〕
<1>乾坤：《易》卦名，代表天地阴阳，这里指阴阳二气。
<2>元：开端。《春秋》的“元”，指君位的开始。这里的意思是指天地万物的本源。《公羊传·隐公元年》何注：“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
<3>杨氏：指扬雄。玄：扬雄在《太玄经》中所说的万物的本源。《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新论》：“扬雄作玄书，以为炎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言，而扬雄谓之玄。”
<4>唐林、谷永：参见37.4 注<3>。
<5>阳成子张：《超奇篇》作“阳成子长”。参见39.3 注<1>。
<6>二经：指阳成子张的《乐经》和扬雄的《太玄经》。台：指兰台。阳成子长和扬雄都在兰台做过官。
<7>阙：宫殿门前两边的高大建筑物。掖：掖门，宫殿两旁的小门。阙掖：指皇帝处理事务的地方，即宫廷。
<8>疑：通“拟”。比拟。
<9>章句之说：即章句之学。参见34.6 注<1>。
<10>光师奇说：可能指《新论》《检论》中的与众不同的观点。以上两句，原本有脱误。“十五卷本”无“祖”字，“经”字前空一字，递修本和十五卷本中，“先”字和“奇”字后均各空一字。两句的大意是：《论衡》和祖述经书章句之学以及前辈老师的不同一般的议论同属一类，是很常见的东西。
<11>绳：绳墨，木工用来取直线的工具，这里指法度。
<12>引文见《盐铁论·相刺》。
<13>王：当作“玉”，形近而误。玉尹：管理玉工的官吏。
<14>事见《韩非子·和氏》。卞和：参见26.19 注<3>。
<15>邹衍：参见2.5注<24>。他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认为中国境内的九州仅是九小州，像中国一样大的洲，天下一共九个，是为大九洲说。参见本书《谈天篇》。
<16>天下：指中国。
<17>《淮南书》：即《淮南子》。共工与颛顼争当天子的神话，见该书《天文训》。
<18>不周之山：不周山，传说中的古山名。
<19>天柱：古代神话中撑天的柱子。
<20>地维：古代神话中系地的绳子。
<21>鲁阳：这里指鲁阳公。参见19.4 注<1>。
<22>援：执、持。麾：通“挥”。以上事参见《感虚篇》19.4。
<23>参见《史记·伯夷列传》。
<24>事见《史记·刺客列传》。
〔译文〕
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鲁国的史书《春秋》，都是史书，只是记的人和事不同而已。《易》的“乾坤”，《春秋》的“元”，扬雄《太玄》中的“玄”，讲的都是气，只是赋予气的称呼不同罢了。由此说来，唐林、谷永的奏章，和《论衡》《政务》是同一种意旨的东西。汉代的文人多极了，书论的写作，在汉代特别的多。阳成子张写《乐经》，扬子云著《太玄经》，两种经产生于兰台之中，诵读于宫廷之内，奇异杰出惊人耳目，不是阐述而是创作，才智可与圣人相比，而在汉朝并没有人讥刺他们。何况《论衡》只是细说微论，解释世俗的疑惑，辩明是与非的道理，让后辈读书做官的人，明白对与错的区别，唯恐这些废弃散失，就写在简牍之上，它和祖述经书的章句之学以及前辈老师与众不同的议论同属一类，是极常见的东西。它的议论是为伸张法度，批判剖析庸俗的书传。伪书泛滥，贤明通达的人，痛恨不已。孔子说：“诗人痛恨它不能沉默不语，我痛恨它不能藏在心中不说。”因此我要发表议论。宝玉和石头混杂在一起，一般人不能识别；就像楚国的玉尹把宝玉当作石头，终于使卞和遭受了刖足的刑罚。对的反而变在成了错的，虚假的反倒成了真实的，怎么能不发表议论呢？庸俗的传闻已经错了，庸俗的书当然又是假的。就如邹衍说现今中国只是一个州，四海之外有如中国这样的州有九州。《淮南子》上说共工与颛顼争当天子，没有获胜，生了气而撞不周山，使天柱折断，地绳拉断。尧时十个太阳一同出来，尧从天上射下九个太阳。鲁阳公与人交战太阳偏西了，便向太阳挥戈，太阳因此而回到中天。社会上的著作，大多如上述这类事例一样，浮妄虚伪的说法，淹没和压倒了正确的事实。思潮喷涌而出，手握笔疾书，怎么能不发议论呢？发议论时对问题用心加以思考，用事实加以证明，浮夸虚假的事情，马上就会检验出来。如太史公书，证实许由没有归隐，燕太子丹也没有使西偏的太阳再回到中天，读到见到的人，没有谁不称赞好的。
【原文】
84.8《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1>，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孔子径庭丽级<2>，被棺敛者不省；刘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约；光武皇帝草车茅马<3>，为明器者不奸<4>。何世书俗言不载？信死之语汶浊之也<5>。今著《论死》及《死伪》之篇，明死无知，不能为鬼，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言苟遥益，虽作何害？仓颉之书，世以纪事；奚仲之车，世以自载；伯余之衣<6>，以辟寒暑<7>；桀之瓦屋<8>，以辟风雨。夫不论其利害，而徒讥其造作，是则仓颉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责也<9>。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虽无害，何补<10>？
〔注释〕
<1>守：郡守，郡的行政长官。相：国相，诸侯王国的行政长官。令长：参见9.15 注<3>。
<2>孔子径庭丽级：参见67.6 注<2>。
<3>草车茅马：用茅草扎成车马做随葬品。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汉光武主张薄葬，曾称赞古人用“木车茅马”随葬。
<4>明器：古代随葬用的器物。奸：伪，指仿制。
<5>汶[mén 音门]浊：昏暗不明，被蒙蔽。
<6>伯余之衣：传说衣服是上古时代的伯余发明的。
<7>辟：通“避”。
<8>桀之瓦屋：传说用瓦盖房是夏桀的发明。
<9>《世本》：又称《系本》，是战国时人的一部史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的姓氏、世系、都邑、制作等。原书已失传，有辑本。十五家：指《世本》中记载的十五个有发明创造的人。
<10>以上两句疑有脱误。联系上句，可能当是“苟无益也，虽无害，何补？”
〔译文〕
《政务》这篇文章是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述应当重视而勉力从事的问题，要让守、相、令、长做到养护百姓树立教化，从而颂扬朝廷的恩德。《论衡》中的九虚、三增等篇，目的是使一般人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论死》《订鬼》两篇，目的是使社会上俭约办理丧葬。孔子穿过庭院跨上台阶，是由于被装进棺材的随葬品没有俭省；刘子政上书给皇帝提倡薄葬，而拿去埋葬的器物并没有因此而节约；汉光武称赞古人用草车茅马随葬，专做殉葬器物的人却不仿制。为什么世俗书中不记载这些事呢？是因为相信人死后变鬼的胡言乱语使人们受了蒙蔽。现在我写了《论死》及《死伪》这两篇文章，阐明人死无知不能变鬼的道理，希望读者会因此了解一点薄葬的意义，变得更为节俭。这就是《论衡》这部书有益于社会的证明。这些言论如果有益于社会，即使创作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呢？仓颉造的文字，社会上用来纪事；仲奚造的车，社会上用来运载；伯余发明的衣服，人们用来防御寒暑；桀发明的用瓦盖屋，人们用来躲避风雨。不考虑它是有利还是有害，只是讥讽他们的创作，这样的话仓颉这些人就有错，《世本》中记载的十五个发明家全都要受到指责了。如果是对社会有益的，即使创作了也没有什么害处。如果没有益处，虽然无害，又有什么用呢？
【原文】
84.9 古有命使采爵<1>，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殁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亚今<2>。《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3>，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
〔注释〕
<1>爵：疑是“诗”字之误。古代有采诗之官。《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2>亚：疑与“至”字形近而致误。
<3>《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论衡》中的五篇文章。《盛褒》：今本《论衡》中此篇已佚失。
〔译文〕
古代有派使臣到各地采集民诗的事情，这是君王想以此来了解各地风俗和老百姓的情况。诗创作于民间，难道圣王能够说“你们是老百姓，为什么也要作诗”，因而囚禁降罪于他们，消灭他们作的诗吗？现在已经证明情况不是这样，所以《诗》一直流传到今天。《论衡》《政务》，它们如同诗一样。希望能够被采集，而说它有什么错。这就是我写《论衡》这部书的起因。大凡写书的错误，想必是因为其中言论荒谬而又有诽谤君王的地方吧。《论衡》实事求是，痛斥虚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中的议论，没有诽谤的言辞。写作书能做到这样，就可以免于降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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