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读书网整理编校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他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十四岁时，与同邑友人归庄参加当时东南一带进步的知识分子组织─复社。他十几岁时，就开始阅读当时的邸报。二十七岁秋试被黜，他“退而读书”，辑录古代史书中关地理沿革的记载，并参考各地郡县制书以及章奏文册之类的材料，结合他那时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开始写作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这两部书，前者著重于记述地理形势和山川要塞，后者详细地纪录了各地疆域、形胜、水利、兵防、物产、赋税等资料。他自己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书序，文集卷六）可见他的学术活动一开始，就与社会政治和爱国思想密切联系的。

　　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渡长江，顾炎武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战争。战争失败后。他的友人大多牺牲，他自己也几及于难。他的嗣母王氏是一位有民族节操的女子，昆山城破以后，她绝食自杀，留给儿子的遗训是“误为异国臣子”。顾炎武深切的体验到民族压迫的惨痛。这时他写下了像秋山、千里等充溢著爱国的热情壮烈的诗篇。

　　他的爱国活动受到当地汉奸地主、土豪劣绅的迫害。为了避免迫害，同时也为了更广泛地结纳各地的抗清志士，观察中原一代的地理形势，以谋求恢复明朝的根据地，进行深入、隐蔽的反清斗争，他遂于一六五六年只身北上，来往于山东、河北、山西、陜西一带。

　　顾炎武奔走南北，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而他的学术研究也更与现实密切结合。全祖望在庭林先生神道表中曾说：“凡先生之游，以两马两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访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的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史事以及日知录等书，大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他在北方结识了像王弘撰、傅山、李颙等爱国学者，并数次在谒昌平的明十三陵和南京的明孝陵。他的活动受到清朝统治的注意。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他曾因山东姜元衡的告訐入狱，后因李因笃、朱彝尊等人的尽力营救，才得释放。清朝统治者又逼迫他修明史，他毅然拒绝，曾和朋友表示，如果真的强他出仕，就准备“以身询之”（与叶訒菴书，文集卷三）。他在诗中不止一次说到：“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犹著花。”“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他抗清意志，至老未衰。

　　顾炎武本名绛。清兵破南京，他志存恢复明室，更名炎武，字宁人；又因避仇人陷害，也用蒋山佣的名子。世人也尊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爱国活动家和具有进步主义的启蒙学者。十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已孕育著资本主义的萌芽。那时出现了一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顾炎武虽然没有像与他同时的王夫之那样有较深刻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他的世界观是紧紧顺著唯物主义的方向的，而且在认识论上有很多唯物主义的好解释。他反对宋明以来读书人高谈“性”“命”之学，著重攻击了那种脱离实际的“用心于内”的主观唯心论，这正是当时唯物主义思想家反对中世纪玄学门争的一部分。他说：“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与友人论学书，文集卷三）他严正地指出这种“游谈无根”的“理学”使得广大知识份子远离实际生活，漠视民间疾苦，漠视国家和人民遭受的严重灾难，这正是唯物主义战斗精神的光辉和表现。

　　顾炎武的方法论也是他思想中的精粹部份。他的方法论主要特点，即是注重实际调查和确切的凭据，主张辨别源流和审核名实，做学问贵于有独创之见，反对因袭和依磅傍，重存疑，不盲从，反对死钻书本，而注意于“致用”和“当世之务”。如他辑营平二州史事，说宋朝所以屡败于金，就是因为不讲究边防形势（见营平二州史书序，文集卷二）。而他所提出的“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答徐甥公肃书，文集卷六））这一点，现在对我们还是有所启发的。

　　顾炎武非常称道那充沛著民主主义思想的民夷待访录。黄宗羲在这部书中多方面地批评了封建制度，著重攻击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弊害，把封建君主说成“天下之大害者”。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也说：“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他的民主思想又表现在他对于当时一些经济政策的抨击上。他的钱粮论作于清初。清出陜西关中一带的田赋，是向农民征收银钱的。顾炎武并非不主张用银，但他认为应当照顾各地的具体情况。关中交通不便，本来就缺乏银钱，银少钱贵，农民必须以低贱的价格把粮食卖掉，换取银子，再向官府缴纳。这就势必造成榖贱银贵的现象，农民受到官商的双重剥削。钱粮论中说：“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榖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他在这篇文章中，从历朝经济政策得失的考证，论列了明清两代田赋制度的不合理状况。

　　他反对科举制度，他认为八股取士并不能选拔出真正有用的行政人才，相反的，当时却产生了一大批生员。据顾炎武统计，那时全国生员的数目，不下五十万人。他们属于寄生的阶层，平日勾结官府，武断乡曲，给人民带来很大危害。他认为应当废除生员制。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因为封建官僚的大部分，正是通过科举考试而从生员中选拔出来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对于把八股科举所造成的种种弊害的攻击，却是进步的。

　　当时的一些启蒙学者，他们虽然憧憬未来，但对历史的远景怀著信念和幻想，但由于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上很幼弱，封建势力仍很强大，在这些学者的理论中还不能摆脱旧时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如如顾炎武本人反对八股，重视“流品”，主张恢复古代的所谓“清议”，以辟召代替生员制，殊不知这实际上还是对乡绅有利。作为启蒙者的顾炎武，当然也和其他启蒙者一样，他们虽然同情农民，却并不同情农民起义。这也是当时一般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带著批判的精神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他们用理论探讨的方式，批判地总结了前代的政治、学术思想，攻击了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正宗思想和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顾炎武有关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的著作，即是依据实际的考证来倡导“当世之务”。清代乾嘉以后的学者，他们逃避政治，远离社会现实，看不到顾炎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仅仅发展他考据的一面，推他为清代汉学的“开山祖师”，却不是他学问成就的主要之点。

　　顾炎武的诗歌表现了他爱国思想和坚持民族气节的崇高品格。他的京口即事、秋山、精卫等诗，热烈歌颂了广大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英勇斗争，充满著乐观的英雄气慨。在明末清初的诗坛上，他与陈子龙、夏元淳、屈大均等都是著名的爱国作家。

　　在文学批评方面，他极力主张文学要有内容，他推崇白居易和元九书所说“文章要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为是“知立言之旨者”（日之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条）。他认为文学是发展的，后人不应一味摹倣古人。他批评一位朋友的诗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文集卷四）这些文学主张，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顾炎武的诗文集，都是他死后由吴江潘丰编刻的。在清朝统治者的严厉压迫下，潘氏编刻他的作品，顾忌很多，自不得不有所窜改和删削。此书文集部分我们请华忱之先生作了整理，除就刻本标点校勘外，又增进了蒋山佣残稿及佚文辑补。诗集部分，是编辑部同人整理的，添加了根据传钞原稿本及从别处辑得的一些佚诗，也请华忱之先生审订了一遍。这可说是现存亭林诗文集中较为完备的一种，特印行以供读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 编例

　　（一）亭林文集系用四部丛刊影印潘丰刻本为底本，遇有字句脱误之处，以潘刻初印本及蒋山佣残稿参校补正。原避清讳的“胤”“弘”“历”等字，据初印本回改，不出校。

　　（二）亭林余集系用蒯光典重刻本为底本，而以傅增湘手校钞本略校异同。

　　（三）编印在蒋山佣残稿各文，凡遇有一文两见于亭林文集及原本残稿中的，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一、文字完全相同的，残稿不录原文，只列目录；二、文字略有异同的，取残稿与文集互校，并加校语文于文集当篇之末（遇有字句异同之处，无关大旨者，一概不再另加校语）仍于残稿中列目；三、文字异同甚大的，以残稿全文移排在文集之后，两篇前后并列，以供读者参阅，并仍于残稿中列目。原附熹庙谅阴记事改附全书之后。

　　（四）凡亭林文集、余集及残稿所未收入之文，就所见及的，辑为亭林佚文集补，附列书后。辑补中部分书札，又据上海图书馆藏亭林书牍手迹互勘，作了文字上的校定。

　　（五）亭林诗文集用康熙原刻初印本为底本，并用传录潘丰手钞原文诗稿相校，把勘刻时窜改的作成校记附在诗后，删去的依原次序补入。此外，我们又参考了朱记荣刻亭林轶诗、兰陵荀羕的亭林诗集校文（见古学汇刻第九编），以及孙毓修依据钞本蒋山佣诗集所作校补（见四部丛刊本末后）添补了几条校记和一首佚诗，并把余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等录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