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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译文

  

〔春秋〕王诩·撰
 

凡二卷二页附译文一页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校
  

 

〔共1頁〕

 

  《鬼谷子》一书,博大精深,充溢着权谋策略的智慧,饱含着言谈辩论的技巧,蕴含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凝聚。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纵横学派流传下来的唯一部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的小序有云:“衰周之季,百氏争鸣,立说著书,各为流品,《汉志》所列备矣。或其学不传,后无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绝续不同,不能一概。后人著录,株守旧文,于是墨家仅《墨子》、《晏子》二书,名家仅《公孙龙子》、《尹文子》、《人物志》三书;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

  《鬼谷子》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七篇。三篇内容明显杂有佛、道思想,极可能是后人伪托增益。上、中两卷形虽划分,实为一体,篇与篇在内容上互相关连。但《鬼谷子》这十四篇中,每十三篇“转丸术”已经兵传。
  

《鬼谷子》捭阖第一

  纵观古今历史,可知圣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成为众人的先导。通过观察阴阳两类现象的变化来对事物作出判断,并进一步了解事物生存和死亡的途径。计算和预测事物的发展过程,通晓人们思想变化的规律,揭示事物变化的征兆,从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所以,圣人在世界上的作用始终是一样的。事物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然而都各有自己的归宿:或者属阴,或者归阳;或者柔弱,或者刚强;或者开放,或者封闭;或者松驰,或者紧张。

  所以,圣人要始终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度量对方的智谋,测量对方的能力,再比较技巧方面的长处和短处。至于贤良和不肖,智慧和愚蠢,勇敢和怯懦,都是有区别的。所有这些,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闭;可以进升,也可以辞退;可以轻视,也可以敬重,要靠无为来掌握这些。考察他们的有无与虚实,通过对他们嗜好和欲望的分析来揭示他们的志向和意愿。适当贬抑对方所说的话,当他们开放以后再反复考察,以便探察实情,切实把握对方言行的宗旨,让对方先封闭而后开放,以便抓住有利时机。或者开放,使之显现;或者封闭,使之隐藏。开放使其显现,是因为情趣相同;封闭使之隐藏,是因为诚意不一样。要区分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就要把那些计谋研究明白,计谋有与自己不相同的和相同的,必须有主见,并区别对待,也要注意跟踪对方的思想活动。

  如果要开放,最重要的是考虑周详;如果要封闭,最重要的是严守机密。由此可见周全与保密的重要,应当谨慎地遵循这些规律。让对方开放,是为了侦察他的真情;让对方封闭,是为了坚定他的诚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对方的实力和计谋全部暴露出来,以便探测出对方的各方面的程度和数量。圣人会因此而用心思索,假如不能探测出对方的程度和数量,圣人会为此而自责。因此,所谓开放,或者是要自己出去;或者是让别人进来。所谓封闭,或者是通过封闭来自我约束;或者是通过封闭使别人被迫离开。开放和封闭是世界上各种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开放和封闭都是为了使事物内部对立的各方面发生变化,通过一年四季的开始和结束使万物发展变化。不论是纵横,还是离开、归复、反抗,都必须通过开放或封闭来实现。

  开放和封闭是万物运行规律的一种体现,是游说活动的一种形态。人们必须首先慎重地考察这些变化,事情的吉凶,人们的命运都系于此。口是心灵的门面和窗户,心灵是精神的主宰。意志、情欲、思想和智谋都要由这个门窗出入。因此,用开放和封闭来把守这个关口,以控制出入。所谓“捭之”,就是开放、发言、公开;所谓“阖之”,就是封闭、缄默、隐匿。阴阳两方相谐调,开放与封闭才能有节度,才能善始善终。所以说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得意、情欲等,属于“阳”的一类事物,叫做“开始”。而死亡、忧患、贫贱、羞辱、毁弃、损伤、失意、灾害、刑戮、诛罚等,属于“阴”的一类事物,叫作“终止”。凡是那些遵循“阳道”的一派,都可以称为“新生派”,他们以谈论“善”来开始游说;凡是那些遵循“阴道”的一派,都可以称为“没落派”,他们以谈论“恶”来终止施展计谋。

  关于开放和封闭的规律都要从阴阳两方面来试验。因此,给从阳的方面来游说的人以崇高的待遇,而给从阴的方面来游说的人以卑下的待遇。用卑下来求索微小,以崇高来求索博大。由此看来,没有什么不能出去,没有什么不能进来,没有什么办不成的。用这个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说服家,可以说服国,可以说服天下。要做小事的时候没有“内”的界限;要做大事的时候没有“外”的疆界。所有的损害和补益,离去和接近,背叛和归附等等行为,都是运用阴、阳的变化来实行的。阳的方面,运动前进;阴的方面,静止、隐藏。阳的方面,活动显出;阴的方面,随行潜入。阳的方面,环行于终点和开端;阴的方面,到了极点显就反归为阳。凡是凭阳气行动的人,道德就与之相生;凡是凭阴气而静止的人,开拓势就与之相成。用阳气来追求阴气,要靠道德来包容;用阳气结纳阳气,要用外力来约束。阴阳之气相追求,是依据并启和关闭的原则,这是天地阴阳之道理,又是说服人的方法,是各种事物的先异,是天地的门户。捭阖阴阳之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道理,是天地间解决万事万物的钥匙。
  

《鬼谷子》反应第二

  在古代能以“大道”来化育万物的圣人,其所作所为都能与自然的发展变化相吻合。反顾以追溯既往,再回首以察验未来;反顾以考察历史,再回首以了解当今;反顾以洞察对方,再回首以认识自我。动静、虚实的原则,如果在未来和今天都得不到应用,那就要到过去的历史中去考察前人的经验。有些事情是要反复探索才能把握的,这是圣人的见解,不可不认真研究。

  人家说话,是活动;自己缄默,是静止。要根据别人的言谈来听他的辞意。如果其言辞有矛盾之处,就反复诘难,其应对之辞就要出现。语言有可以模拟的形态,事物有可以类比的规范。既有“象”和“比”存在,就可以预见其下一步的言行。所谓“象”,就是模仿事物,所谓“比”,就是类比言辞。然后以无形的规律来探求有声的言辞。引诱对方说出的言辞,如果与事实相一致,就可以刺探到对方的实情。这就像张开网捕野兽一样,要多设一些网,汇集在一起来等待野兽落入。如果把捕野兽的这个办法也能应用到人事上,那么对方也会自己出来的,这是钓人的“网”。但是,如果经常拿着“网”去追逐对方,其言辞就不再有平常的规范,这时就要变换方法,用“法象”来使对手感动,进而考察对方的思想,使其暴露出实情,进而控制对手。自己返过去,使对手返回来,所说的话可以比较类推了,心里就有了底数。向对手一再袭击,反反复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说话反映出来,圣人可以诱惑愚者和智者,这些不必再怀疑。

  古代善于从反面听别人言论的人,可以改变鬼神,从而刺探到实情。他们随机应变很得当,对对手的控制也很周到。如果控制不周到,得到的情况就不明了,得到的情况不明了,心里底数就不全面。要把模仿和类比灵活运用,就要说反话,以便观察对方的反映。想要讲话,反而先沉默;想要敞开,反而先收敛;想要升高,反而先下降;想要获取,反而先给与。要想了解对方的内情,就要善于运用模仿和类比的方法,以便把握对方的言辞。同类的声音可以彼此呼应,合乎实际的道理会有共同的结果。或者由于这个原因,或者由于那个原因;或者用来侍奉君主,或者用来管理下属。这就要分辨真伪,了解异同,以分辨对手的真实情报或诡诈之术。活动、停止,言说、沉默都要通过这些表现出来,喜怒哀乐也都要借助这些模式,都要事先确定法则。用逆反心理来追索其过去的精神寄托。所以就用这种反听的方法。

  自己要想平静,以便听取对方的言辞,考察事理,论说万物,辨别雄雌。虽然这还不是事情本身,但是可以根据轻微的征兆,探索出同类的大事。就像刺探敌情而深居敌境一般,要首先估计敌人的能力,其次再摸清敌人的意图,像验合符契一样可靠,像蛇一样迅速,像后羿张弓射箭一样准确。

  所以要想掌握情况,要先从自己开始,只有了解了自己,然后才能了解别人。对别人的了解,就像比目鱼一样没有距离;掌握对方的言论就像声音与回响一样相符;明了对方的情形,就像光和影子一样不走样;侦察对方的言辞,就像用磁石来吸取钢针,用舌头来获取焦骨上的肉一样万无一失。自己暴露给对方的微乎其微,而侦察对手的行动十分迅速。就像阴变阳、又像阳转阴、像圆变方,又像方转圆一样自如。在情况还未明朗以前就用圆略来诱惑对手,在情况明朗以后就要用方略来战胜对方。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可用这个方法来对待。如果自己不事先确定策略,统帅别人也无法步调一致。做事没有技巧,叫做“忘情失道”,自己首先确定斗争策略,再以此来统领众人,策略要不暴露意图,让旁人看不到其门道所在,这才可以称为“天神”。
  

《鬼谷子》内揵第三

  君臣上下之间的事情,有的距离很远却很亲密,有的距离很近却很疏远。有的在身边却不被使用,有的在离去以后还受聘请。有的天天都能到君主眼前却不被信任,有的距离君主十分遥远却听到声音就被思念。凡是事物都有采纳和建议两方面,平常的东西都与本源相连结。或者靠道德相连结,或者靠朋党相连结,或者靠钱物相连结,或者靠艺术相连结。要想推行自己的主张,就要做到想进来就进来,想出去就出去;想亲近就亲近,想疏远就疏远;想接近就接近,想离去就离去;想被聘用就被聘用,想被思念就被思念。就好像母蜘蛛率领小蜘蛛一样,出来时不留洞痕,进去时不留标记,独自前往,独自返回,谁也没法阻止它。

  所谓“内”就是采纳意见;所谓“揵”就是进献计策。想要说服他人,务必要先悄悄地揣测;度量、策划事情,务必要循沿顺畅的途径。暗中分析是可是否,透彻辨明所得所失,以便影响君主的意向。以道术来进言当应合时宜。以便与君主的谋划相合。详细地思考后再来进言,去适应形势。凡是内情有不合时宜的,就不可以实行。就要揣量切摩形势,从便利处入手,来改变策略。用善于变化来争取被采纳,就像以门管来接纳门楗一样顺当。

  凡是谈论过去的事情,要先有顺畅的言辞,凡是谈论未来的事情要采用容易、变通的言辞。善于变化的人,要详细了解地理形势,只有这样,才能沟通天道,化育四时,驱使鬼神,附合阴阳,牧养人民。要了解君主谋划的事情,要知晓君主的意图。所办的事情凡有不合君主之意的,是因为对君主的意图还有不了解的地方。意见一致了,而不能密切结合是因为只停留于表面亲近,而背地里还有距离。如果与君主的意见没有吻合的可能,圣人是不会为其谋划的。

  所以说,与君主相距很远却被亲近的人,是因为能与君主心意暗合;距离君主很近却被疏远的人,是因为与君主志向不一;就职上任而不被重用的人,是因为他的计策没有实际效果;革职离去而能再被反聘的人,是因为他的主张被实践证明可行;每天都能出入君主面前,却不被信任的人,是因为他行为不得体;距离遥远只要能听到声音就被思念的人,是因为其主张正与决策者相合,正等他参加决断大事。

  所以说,在情况还没有明朗之前就去游说的人,定会事与愿违,在还不掌握实情的时候就去游说的人,定要受到非议。只有了解情况,再依据实际情况确定方法,这样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可以出去,又可以进来;既可以进谏君主,坚持己见,又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随机应变。

  圣人立身处世,都以自己的先见之明来议论万事万物。其先见之明来源于道德、仁义、礼乐和计谋。首先摘取《诗经》和《书经》的教诲,再综合分析利弊得失,最后讨论是就任还是离职。要想与人合作,就要把力量用在内部,要想离开现职,就要把力量用在外面。处理内外大事,必须明确理论和方法,要预测未来的事情,就要善于在各种疑难面前临机决断,在运用策略时要不失算,不断建立功业和积累德政。要善于管理人民,使他们从事生产事业,这叫做“巩固内部团结”。

  如果上层昏庸不理国家政务,下层纷乱不明为臣事理,各执己见,事事抵触,还自鸣得意;不接受外面的新思想,还自吹自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朝廷诏命自己,虽然也要迎接,但又要拒绝。要拒绝对方的诏命,要设法给人一种错觉。就像圆环旋转往复一样,使旁人看不出您想要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急流勇退是最好的办法。
  

《鬼谷子》抵戏第四

  万物都有规律存在,任何事情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有时彼此距离很近,却互相不了解;有时互相距离很远,却彼此熟悉。距离近而互相不了解,是因为没有互相考察言辞;距离远却能彼此熟悉,是因为经常往来,互相体察。

所谓“巇”就是“瑕罅”,而“罅”就是容器的裂痕,裂痕会由小变大。在裂痕刚刚出现时,可以通过“抵”使其闭塞,可以通过“抵”,使其停止,可以通过“抵”使其变小,可以通过“抵”使其消失,可以通过“抵”而夺取器物。这就是“抵巇”的原理。

  当事物出现危机之初,只有圣人才能知道,而且能单独知道它的功用,按着事物的变化来说明事理,了解各种计谋,以便观察对手的细微举动。万事万物在开始时都像秋毫之末一样微小,一旦发展起来就像泰山的根基一样宏大。当圣人将行政向外推行时,奸佞小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会被排斥,可见抵巇原来是一种方法。

  天下动乱不止,朝廷没有贤明的君主,官吏们没有社会道德。小人谗言妄为,贤良的人才不被信用,圣人逃匿躲藏起来,一些贪图利禄,奸诈虚伪的人飞黄腾达,君主和大臣之间互相怀疑,君臣关系土崩瓦解,互相征伐,父子离散,骨肉反目,就叫做“轻微的裂痕”。当圣人看到轻微的裂痕时,就设法治理。当世道可以治理时,就要采取弥补的“抵”法,使其“巇”得到弥合继续保持它的完整,继续让它存在下去;如果世道已坏到不可治理时,就用破坏的“抵”法(彻底把它打破),占有它并重新塑造它。或者这样“抵”,或者那样“抵”;或者通过“抵”使其恢复原状,或者通过“抵”将其重新塑造。对五帝的圣明政治只能“抵而塞之”;三王从事的大事就是了解当时的残暴政治,从而夺得并重新建立政权。诸侯之间互相征伐,斗争频繁,不可胜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善于斗争的诸侯才是强者。

  自从天地之间有了“合离”、“终始”以来,万事万物就必然存在着裂痕,这是不可不研究的问题。要想研究这个问题就要用“捭阖”的方法。能用这种方法的人,就是圣人,圣人是天地的使者。当世道不需要“抵”的时候,就深深地隐居起来,以等待时机;当世道有可以“抵”的弊端时,对上层可以合作,对下属可以督察,有所依据、有所遵循,这样就成了天地的守护神。
  

《鬼谷子》飞箝第五

  凡是揣度人的智谋和测量人的才干,就是为了吸引远处的人才和招来近处的人才,造成一种声势,进一步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一定要首先考虑派别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区别各种对的和不对的议论,了解对内、对外的各种进言,掌握有余和不足的程度,决定事关安危的计谋。确定与谁亲近和与谁疏远的问题。然后权量这些关系,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就要进行研究,进行探索,使之为我所用。借用引诱对手说话的言辞,然后通过恭维来钳住对手。钩钳之语是一种游说辞令,其特点是忽同忽异。对于那些以钩钳之术仍没法控制的对手,或者首先对他们威胁利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反复试探;或者首先对他们进行反复试探,然后再对他们发动攻击加以摧毁。有人认为,反复试探就等于是对对方进行破坏,有人认为对对方的破坏就等于是反复试探。

  想要重用某些人时,或者先赏赐财物、珠宝、玉石、白璧和美丽的东西,以便对他们进行试探;或者通过衡量才能创造态势,来吸引他们;或者通过寻找漏洞来控制对方,在这个过程中要运用抵之术。

要把“飞钳”之术向天下推行,必须考核人的权谋和才能,观察天地的盛衰,掌握地形的宽窄和山川险阻的难易,以及人民财富的多少。在诸侯之间的交往方面,必须考察彼此之间的亲疏关系,究竟谁与谁亲密,谁与谁疏远,谁与谁友好,谁与谁相恶。要详细考察对方的愿望和想法,要了解他们的好恶,然后针对对方所重视的问题进行游说,再用“飞”的方法诱出对方的爱好所在。最后再用“钳”的方法把对方控制住。

  如果把“飞钳”之术用于他人,就要揣摩对方的智慧和才能,度量对方的实力,估计对方的势气,然后以此为突破口与对方周旋,进而争取以“飞钳”之术达成议和,以友善的态度建立邦交。这就是“飞钳”的妙用。

如果把“飞钳”之术用于他人,可用好听的空话去套出对方的实情,通过这样连续行动,来考究游说的辞令。这样就可以实现合纵,也可以实现连横;可以引而向东,也可以引而向西;可以引而向南,可以引而向北;可以引而返还,也可以引而复去。虽然如此,还是要小心谨慎,不可丧失其节度。
  

《鬼谷子》忤合第六

  凡是有关联合或对抗的行动,都会有相应的计策。变化和转移就像铁环一样环连而无中断。然而,变化和转移又各有各的具体情形。彼此之间环转反复,互相依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控制。所以圣人生活在世界上,立身处世都是为了说教众人,扩大影响,宣扬名声。他们还必须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考察天时,以便抓住有利时机。国家哪些方面有余,哪些方面不足,都要从这里出发去掌握,并设法促进事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没有永远占领高贵地位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也没有永远居于榜样地位的。圣人常常是无所不做,无所不听。办成要办的事,实现预定的计谋,都是为了自己的主人,合乎那一方的利益,就要背叛这一方的利益。凡是计谋不可能同时忠于两个对立的君主,必然违背某一方的意愿。合乎这一方的意愿,就要违背另一方的意愿;违背另一方的意愿,才可能合乎这一方的意愿。这就是“忤合”之术。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天下,必然要把全天下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个国家,就必然把整个国家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运用到某个家族,就必然要把整个家族都放在忤合之中;如果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到某一个人,就必然要把这个人的才能气势都放在忤合之中。总之,无论把这种“忤合”之术用在大的范围,还是用在小的范围,其功用是相同的。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进行谋划、分析,计算准确了以后再实行“忤合”之术。

  古代那些善于通过背离一方、趋向一方而横行天下的人。常常掌握四海之内的各种力量,控制各个诸侯,促成“忤合”转化的趋势,然后达成“合”于圣贤君主的目的。过去伊尹五次臣服商汤,五次臣服夏桀,其行动目的还未被世人所知,就决定一心臣服商汤王。吕尚三次臣服周文王,三次臣服殷纣王,其行动目的还未显露于世人,就最后归服了周文王。这就是懂得天命的制约,所以才能归顺一主而毫不犹豫。对于一个纵横家来说,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超人的智慧,不可能通晓深层的规律,就不可能驾驭天下;如果不肯用心苦苦思考,就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不会全神贯注地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就不可能功成名就;如果才能、胆量都不足,就不能统兵作战;如果只是愚忠呆实而无真知灼见,就不可能有察人之明。所以,“忤合”的规律是:要首先自我估量聪明才智,然后度量他人的优劣长短,分析在远近范围之内还比不上谁。只有在这样知己知彼以后,才能随心所欲,可以前进,可以后退;可以合纵,可以连横。
  

《鬼谷子》揣篇第七

  所谓揣情,就是必须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去加大他们的欲望,他们既然有欲望,就无法按捺住实情;又必须在对方最恐惧的时候,去加重他们的恐惧,他们既然有害怕的心理,就不能隐瞒住实情。情欲必然要随着事态的发展变化流露出来。对那些已经受到感动之后,仍不见有异常变化的人,就要改变游说对象,不要再对他说什么了,而应改向他所亲近的人去游说,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安然不为所动的原因。那些感情从内部发生变化的人,必然要通过形态显现于外表。所以我们常常要通过显露出来的表面现象,来了解那些隐藏在内部的真情。这就是所说的“测深揣情”。

  所以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就应当详细衡量本国的各方面力量;游说他国君主的人,则应当全面揣测别国君主的想法,避其所短,从其所长。所有的谋划、想法、情绪及欲望都必须以这里为出发点。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得心应手地处置各种问题和对付各色人物。可以尊敬,也可以轻视;可以施利,也可以行害;可以成全,也可以败坏,其使用的办法都是一致的。所以,虽然有古代先王的德行,有圣人高超的智谋,不揣度透彻所有隐蔽的和深藏的实情,将什么也追求不到。这是智谋的基础和游说的通用法则。人们对某些事情常常感到来得突然,是因为不能事先预见。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见到,这是最难的。因此说:“揣情,最难把握”。游说活动必须深谋远虑地选择时机。过去我们看到昆虫蠕动,都与自己的利益相关,因此才发生变化。而任何事情在刚刚产生之时,都呈现一种微小的态势。这种揣情,需要借助漂亮的言辞或文章而后才能进行游说应用。
  

《鬼谷子》摩篇第八

  所谓“摩意”是一种与“揣情”相类似的方法。“内符”是“揣”的对象。进行“揣情”时需要掌握“揣”的规律,而这些规律都是隐而不现的。这就要适当地去“摩”,投其所好进行测探,其内情就会通过外符反映出来。内心的感情要表现于外,就必然要做出一些行动。这就是“摩意”的作用。

  在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要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对方,把动机隐藏起来,消除痕迹,伪装外表,回避实情,使人无法知道是谁办成的这件事。因此,达到了目的,办成了事,却不留祸患。“摩”对方是在这个时候,而对方表现自己是在那个时候。只要我们有办法让对方顺应我们的安排行事,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可办成的。

  古代善于“摩意”的人,就像拿着钓钩到水潭边上去钓鱼一样。只要把带着饵食的钩投入水中,不必声张,悄悄等待,就可以钓到鱼。所以说:主办的事情一天天成功,却没有察觉;主持的军队日益压倒敌军,却没人感到恐惧,只有做到这样才是高明的。那些有很高修养和智慧的人谋划什么行动总是在暗中进行的,所以被称为“神”,而这些行动的成功都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被称为“明”。所谓“主事日成”的人是暗中积累德行,老百姓安居乐业,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享受到这些利益,他们还在暗中积累善行,老百姓生活在善政中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普天下的人们都把这样的“谋之于阴、成之于阳”的政治策略称为“神明”。那些主持军队而日益压倒敌人的统帅,坚持不懈地与敌军对抗,却不去争城夺地,不消耗人力物力,因此老百姓不知道为何邦国臣服,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为此,普天之下都称这种“谋之于阴、成之于阳”的军事策略为:“神明”。

  在实施“摩意”时,有用和平进攻的,有用正义责难的,有用娱乐讨好的,有用愤怒激励的,有用名望威吓的,有用行为逼迫的,有用廉洁感化的,有用信誉说服的,有用利益诱惑的,有用谦卑夺取的。和平就是安静,正义就是刚直,娱乐就是喜悦,愤怒就是激动,名望就是声誉,行为就是实施,廉洁就是清明,利益就是需求,谦卑就是委曲。所以,圣人所独用的“摩意”之术,平常人也都可以具有。然而没有能运用成功的,那是因为他们用错了。因此,谋划策略,最困难的就是周到慎密;进行游说,最困难的就是让对方全部听从自己的说辞;主办事情,最困难的就是一定成功。这三个方面只有成为圣人才胜任。

  所以说谋划必须周到慎密;游说要首先选择与自己可以相通的对象。所以说:“办事情要固若金汤,无懈可击”。要想使所主持之事取得预期的成功,必须有适当的方法。所以说:“客观规律、行动方法以及天时都是互相依附的”。进行游说的人要让对方听信,必须使自己的说辞合于情理,所以说:“合情理才有人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属性。好比抱着柴草向烈火走去,干燥的柴草就首先着火燃烧;往平地倒水,低的地方就要先进水。这些现象都是与各类事物的性质相适应的。以此类推,其他事物也是这样的。这也反映“内符”与“外摩”的道理。所以说:按着事物的不同特性来实施“摩意”之术,哪有不反应的呢?根据被游说者的喜好而施行“摩意”之术,哪有一个不听从游说的呢?要想能独往独来,就要注意事物的细微变化,把握好时机,有成绩也不停止,天长日久就一定能化育天下,取得最后成功。
  

《鬼谷子》权篇第九

  古代善于统治天下的人,必然首先衡量天下各种力量的轻重,揣摩诸侯的实情。如果对权势分析不全面,就不可能了解诸侯力量的强弱虚实;如果揣诸侯的实情不够全面,就不可能掌握事物暗中变化的征兆。什么是“量权”呢?答案是:“测量尺寸大小;谋划数量多少;称验财货有无;估量人口多少、贫富,什么有余、什么不足,以及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分辨地形险易,哪里有利,哪里有害;判断各方的谋虑谁长、谁短;分析君臣亲疏关系,谁贤、谁不肖;考核谋士的智慧,谁多、谁少;观察天时祸福,什么时候吉、什么时候凶;比较与诸侯的联系,哪个可以利用、哪个不可以利用;测验民心离叛或亲附的变化,那里安定、哪里危险,爱好什么憎恶什么;预测反叛事,在哪里更容易发生,哪些人能知道内情。”如此这些,就是所谓的“量权”。
  

《鬼谷子》谋篇第十

  对于一个人来说,凡是筹划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一定要弄清原由,以便研究实情。根据研究,来确定“三仪”。“三仪”就是上、中、下。三者互相渗透,就可以谋划出奇计,而奇计是所向无敌的,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郑国人入山采玉时,都要带上指南针,是为了不迷失方向。忖度才干、估量能力、揣度情理,也类似作事时使用指南针一样。所以凡是感情相同而又互相亲密的人,大家都可成功;凡是欲望相同而关系疏远的,事后只能有部分人得利;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又密切的,必然一同受害;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疏远的,一定是部分人先受到损害。所以,如果能互相带来利益,就要密切关系,如果相互牵连地造成损害,就要疏远关系。这都是有定数的事情,也是所以要考察异同的原因,凡是这类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墙壁通常因为有裂缝才倒塌,树木通常因为有节疤而折毁,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事情的突变都由于事物自身的渐变引起的,而事物又生于谋略,谋略生于计划,计划生于议论,议论生于游说,游说生于进取,进取生于退却,退却生于控制,事物由此得以控制。可见各种事物的道理是一致的,不论反复多少次也都是有定数的。

  那些仁人君子必然轻视财货,所以不能用金钱来诱惑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捐出资财;勇敢的壮士自然会轻视危难,所以不能用祸患来恐吓他们,反而可以让他们镇守危地;一个有智慧的人,通达礼教,明于事理,不可假装诚信去欺骗他们,反而可以给他们讲清事理,让他们建功立业。这就是所谓仁人、勇士、智者的“三才”。因此说,愚蠢的人容易被蒙蔽,一个不肖之徒容易被恐吓,贪图便宜的人容易被引诱,所有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所以强大是由微弱积累而成;直壮是由弯曲积累而成;有余是由于不足积累而成。这就是因为“道数”得到了实行。

  所以,对那些外表亲善而内心疏远的要从内心入手进行游说;对那些内心亲善而外表疏远的要从表面入手进行游说。因此,要根据对方的疑问所在来改变自己游说的内容;要根据对方的表现来判断游说是否得法;要根据对方的言辞来归纳出游说的要点;要根据情势的变化适时征服对方;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危害来权衡利弊;要根据对方可能造成的祸患来设法防范。揣摩之后加以威胁;抬高之后加以策动;削弱之后加以扶正;符验之后加以响应;拥堵之后加以阻塞;搅乱之后加以迷惑。这就叫做“计谋”。至于计谋的运用,公开不如保密,保密不如结党,结成的党内是没有裂痕的。正规策略不如奇策,奇策实行起来可以无往不胜。所以向人君进行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奇策。同样道理,向人臣进行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私情。

  虽然是自己人,却说有利于外人的话,就要被疏远。如果是外人,却知道内情太多,就要有危险。不要拿别人不想要的东西,来强迫人家接受,不要拿别人不了解的事去说教别人。如果对方有某种嗜好,就要仿效以迎合他的兴趣;如果对方厌恶什么,就要加以避讳,以免引起反感。所以,要进行隐密的谋划和公开的夺取。想要除掉的人,就放纵他,任其胡为,待其留下把柄时就乘机一举除掉他。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既不喜形于色也不怒目相待的人,是感情深沉的人,可以托之以机密大事。对于了解透彻的人,可以重用;对那些还没了解透彻的人,有智慧的人是不会重用他们的。所以说,从事政治活动最重要的是掌握人,绝对不要被人家控制。控制人的人是掌握大权的统治者;被人家控制的人,是唯命是从的被统治者。所以圣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隐而不露,而愚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大肆张扬。有智慧的人成事容易,没有智慧的人成事困难。由此看来,一旦国家灭亡了就很难复兴;一旦国家骚乱了,就很难安定,所以无为和智慧是最重要的。智慧是用在众人所不知道的地方,用在众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在施展智谋和才干之后,如果证明是可行的,就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这是为自己;如果发现是不可行的,也要选择相应的时机来实行,这是为别人。所以古代的先王所推行的大道是属于“阴”的,古语说:“天地的造化在于高与深,圣人的治道在于隐与匿,并不是单纯讲求仁慈、义理、忠诚、信守,不过是在维护不偏不倚的正道而已。”如果能彻底认清这种道理的真义,就可以与人交谈,假如双方谈得很投机,就可以发展长远的和目前的关系。
  

《鬼谷子》决篇第十一

  凡为他人决断事情,都是受托于有疑难的人。一般说来,人们都希望遇到有利的事,不希望碰上祸患和被骗诱,希望最终能排除疑惑。在为人作决断时,如果只对一方有利,那么没有利的一方就不会接受,这是因为依托的基础不平衡。任何决断本来都应有利于决断者的,但是如果在其中隐含着不利的因素,那么决断者就不会接受,彼此之间的关系也会疏远,这样对为人决断的人就不利了,甚至还会遭到灾难,这样决断是失误的。

  圣人所以能完成大业,主要有五个途径:有用阳道来感化的;有用阴道来惩治的;有用信义来教化的;有用爱心来庇护的;有用廉洁来净化的。行阳道则努力守常如一,行阴道则努力掌握事物对立的两面。要在平时和关键时刻巧妙地运用这四方面,小心谨慎行事。推测以往的事,验证未来的事,再参考日常的事,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王公大臣的事,崇高而享有美名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不用费力轻易可获成功的事,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费力气又辛苦,但不得不做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能消除忧患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能实现幸福的,如果可以就作出决断。因此说,解决事情,确定疑难,是万事的关键。澄清动乱,预知成败,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所以古代先王就用筮草和龟甲来决定一些大事。
  

《鬼谷子》符言第十二

  如果身居君位的人能做到安祥、从容、正派、沉静,既会顺又能节制,愿意给予并与世无争,这样就可以心平气和地面对天下纷争。以上讲善守其位。

对眼睛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明亮;对耳朵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灵敏;对心灵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智慧。人君如果能用全天下的眼睛去观看,就不会有什么看不见的;如果用全天下的耳朵去听,就不会有什么听不到的;如果用全天下的心去思考,就不会有什么不知道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能像车辐条集辏于毂上一样,齐心协力,就可明察一切,无可阻塞。以上讲察人之明。

  听取情况的方法是:不要远远看见了就答应,也不要远远看见了就拒绝。如果能听信人言,就使自己多了一层保护,如果拒绝别人进言就使自己受到了封闭。高山仰望可看到顶,深渊计量可测到底,而神明的心境既正派又深沉,是无法测到底的。以上虚心纳谏。

运用奖赏时,最重要的是守信用。运用刑罚时,贵在坚决。处罚与赏赐的信誉和坚决,应验证于臣民所见所闻的事情,这样对于那些没有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的人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主的诚信如果能畅达天下,那么连神明也会来保护,又何惧那些奸邪之徒犯主君呢?以上讲赏罚必信。

  一叫作天时,二叫作地利,三叫作人和。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前后不清楚的地方在哪?以上讲多方咨询。

心是九窍的统治者,君是五官的首长。做好事的臣民,君主会给他们赏赐;做坏事的臣民,君主会给他们惩罚,君主根据臣民的政绩来任用,斟酌实际情况给予赏赐,这样就不会劳民伤财。圣人要重用这些臣民,因此能很好地掌握他们,并且要遵循客观规律,所以才能长久。以上讲遵规循理。

  作为人主必须广泛了解外界事物,如不通人情道理,那么就容易发生骚乱,世间鸦雀无声是不正常的,内外没有交往,怎么能知道世界的变化。开放和封闭不适当,就无法发现事物的根源。以上讲遍通事理。

  一个叫作“长目”,一个叫作“飞耳”,一个叫作“树明”。在一千里之外的地方,隐隐约约、渺渺茫茫之处就叫作“洞”。天下的奸邪在黑暗中也是不变的。以上讲洞察奸邪。

  依照名分去考察实际,根据实际来确定名分。名分与实际互为产生的条件,反过来又互相表现。名分与实际相符就能得以治理,不相符则易产生动乱。名分产生于实际,实际产生于意愿,意愿产生于分析,分析产生于智慧,智慧则产生于适当。以上讲名实相符。
  

《鬼谷子》转丸①第十三

  “游说”,就是说服别人;要能说服别人,就要给人以帮助。凡是经过修饰的言辞,都是被借以达到某种目的,凡是被借用的东西,都既有好处,也有害处,凡要进行应酬和答对,必须掌握伶俐的外交辞令。凡是伶俐的外交辞令,都是不实在的言论。要树立起信誉,就要光明正大,光明正大就是为了让人检验复核。凡是难于启齿的话,都是反面的议论,凡是反面的议论,都是诱导对方秘密的说辞。说奸佞话的人,由于会谄媚,反而变成“忠厚”;说阿谀话的人,由于会吹嘘,反而变成“智慧”;说平庸话的人,由于果决,反而变成了“勇敢”;说忧伤话的人,由于善权衡,反而变成“守信”;说平静话的人,由于习惯逆向思维,反而变成“胜利”。为实现自己的意图而应和他人欲望的,就是谄媚;用很多美丽的词语去奉承他人,就是吹嘘;根据他人喜好而进献计谋的人,就是玩权术;即使有所牺牲也不动摇的,就是有决心;能揭示缺陷,敢于责难过失的就是敢反抗。

  人的嘴是关键,是用来打开和关闭感情和心意的。耳朵和眼睛是心灵的辅佐和助手,是用来侦察奸邪的器官。只要心、眼、耳三者协调呼应,就能沿着有利的轨道运动。使用一些烦琐的语言也不会发生混乱;自由驰骋地议论也不会迷失方向;改变议论主题也不会发生失利的危险。这就是因为看清了事物的要领。把握了事物的规律。

  没有视力的人,没有办法向他展示五彩颜色;没有听力的人,没有办法跟他讲音乐上的感受。不该去的地方,是那里没有可以开导的对象;不该来的地方,是因为这里没有能接受你游说的人。有些事情是行不通的,所以不要做这种事。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口可以用来吃饭,但不能用它讲话”。因为说话容易犯忌。“众人的口可以熔化金属”,这是说凡是言论都有复杂的背景和原因。

  一般人的常情是,说出话就希望别人听从,做事情就希望成功。所以聪明的人不用自己的短处,而宁可用愚人的长处;不用自己笨拙,而宁可用愚人的技巧,因此才不至陷于困境。说到别人有利的地方,就要顺从其所长,说到别人的短处,就要避其所短。甲虫自卫时,一定是依靠坚硬和厚实的甲壳;螫虫的攻击,一定会用它的毒针去螫对手。所以说,连禽兽都知道用其所长,游说者也应该知道运用其所该运用的一切手段。

  因此,游说辞令有五种,即病、怨、忧、怒、喜。病,是指底气不足,没有精神;怨,是指极度伤心,没有主意;忧,是指闭塞压抑,无法渲泄;怒,是指狂燥妄动,不能自制;喜,是指任意发挥,没有重点。以上五种游说辞令,精通之后就可以运用,对自己有利时就可以实行。因此与聪明的人谈话,就要依靠广博的知识;与知识广博的人谈话,就要依靠善于雄辩;与善辩的人谈话要依靠简明扼要;与地位显赫的人谈话,就要依靠宏大的气势;与富有的人谈话,就要依靠高屋建瓴;与贫穷的人谈话,就要以利益相诱惑;与卑贱的人谈话,要依靠谦敬;与勇猛的人谈话,要依靠果敢;与愚昧的人谈话,要依靠敏锐。所有这些都是游说的方法,而人们的作为经常与此相反。与聪明的人谈话就要让他明白这些方法,与不聪明的人谈话,就要把这些方法教给他,而这样做是很困难的。游说辞令有许多类,所说之事又随时变化。如果整天游说,能不脱离原则,事情就不出乱子。如果一天从早到晚不变更方向,就不会违背宗旨。所以最重要的是不妄加评论。对于听觉来说,最宝贵的是清楚,对于思维来说,最宝贵的是是非分明;对于言辞来说,最宝贵的是出奇制胜。


《鬼谷子》胠箧②第十四

  要想防备撬箱子、掏口袋、开柜子的强盗,就要把箱子、口袋用绳子捆紧,用锁锁牢。这就是历来人们所说的聪明办法。但是大的强盗来了,则背起柜子、举起匣子,挑着口袋迅速逃走,还唯恐绳子捆得不结实。这样看来,以前所谓的聪明人,不都是在为大盗收拾财物吗。因此曾经试论这个道理:世俗所说的聪明人,有哪个不是在为大的强盗积累财物呢?那些所谓圣人,有哪个不是在为大的强盗看守财物的呢?

  怎么能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齐国城邑密布,鸡犬之声相闻,打猎、捕鱼和耕种的地域纵横二千里。在整个国土范围内,赖以建立的宗法制度,管理各级区域的体系,没有不是遵循圣人的准则的。可是田成子在一天早上杀掉了齐国国君,而窃得了国家政权。其所窃得的岂止齐国的政权,连同齐国遵循的圣人的智慧和礼法一同窃取了。所以田成子虽然有窃国的名声,然而其统治地位却像尧舜一样安稳,小国不敢非议,大国不敢诛伐,已经控制齐国十二代了。这不恰好说明,田成子在窃取齐国政权时,连同齐国遵循的圣人智慧和法度一同窃去了,并以此来保护其本来属于强盗的自身吗?

  注:①②两篇有云失传。具体说法如下:
  《转丸》、《胠乱》二篇皆亡。或有《庄周·胠箧》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书,崇尚计谋,祖述圣智,而《庄周·胠箧》乃以圣人为大盗之资,圣法为桀跖之失,乱天下者,圣人之由也。盖欲纵圣弃智,驱一代于混茫之中,殊非此书之意,盖无取焉。或曰:《转丸》、《胠箧》者,本经《中经》是也。)
  

参阅《鬼谷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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