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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至数 第七十六

　　桓公问管子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于此者矣。’梁聚之言如何？”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衣；仓廪虚则倳贱无禄。外，皮币不衣于天下；内，国倳贱。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以币准谷而授禄，故国谷斯在上，谷贾什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士半禄而死君，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彼善为国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贫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无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于管子曰，“有人教我，谓之请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对曰：“何谓百能？”桓公曰：“使智者尽其智，谋士尽其谋，百工尽其巧。若此则可以为国乎？”管子对曰：“请士之言非也。禄肥则士不死，币轻则士简赏，万物轻则士偷幸。三怠在国，何数之有？彼谷十藏于上，三游于下，谋士尽其虑，智士尽其知，勇士轻其死。请士所谓妄言也。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

　　桓公问于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而夺于其下。何数也？”管子对曰：“君分壤而贡入，市朝同流。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轨出之属也。”桓公曰：“天下之数尽于轨出之属也？”管子曰：“今国谷重什倍而万物轻，大夫谓贾之：‘子为吾运谷而敛财。’谷之重一也，今九为余。谷重而万物轻，若此，则国财九在大夫矣。国岁反一，财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财物在下，币之九在大夫。然则币谷羡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时出。熟谷之人亡，诸侯受而官之。连朋而聚与，高下万物以合民用。内则大夫自还而不尽忠，外则诸侯连朋合与，熟谷之人则去亡，故天子失其权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墝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田：‘谷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归于上。君用民，以时归于君。藏轻，出轻以重，数也。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委之？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正，臣櫎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会。”管子对曰：“君失大夫为无伍，失民为失下。故守大夫以县之策，守一县以一乡之策，守一乡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会数奈何？”管子对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对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币者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策也。大夫聚壤而封，积实而骄上，请夺之以会。”桓公曰：“何谓夺之以会？”管子对曰：“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君以币赋禄，什在上。君出谷，什而去七。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五谷相靡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乘时进退。故曰：王者乘时，圣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绡而貍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谓之国会。”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用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六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国谷什倍，数也。万物财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

　　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请问县数。”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桓公曰：“何谓通国策？”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冯会、龙夏牛羊牺牲月价十倍异日。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谓之通。”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泆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俟，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译文参考】

　　桓公问管仲说：“梁聚对我讲：‘古时候实行轻税而薄征，这算是税收政策中最适宜而易行的了。’梁聚的意见如何？”管仲回答说：“梁聚的话不对。轻赋税则国家仓凛空虚，薄征收则兵器工具不足。兵器、工具不足则皮、帛不能出口，国家仓凛空虚则战士低贱无禄。对外，皮货和丝帛不能输出于天下各国；对内，国家的战士又处境低贱。梁聚的话显然是错误的。国君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如能用钱币折算粮食发放全国俸禄，粮食就全都囤集在国家手里，粮价可上涨十倍。农民晚睡早起，不用驱使就可以成十倍地增加产量。这样一来，战士只要有从前一半的粮食俸禄，就可以为国效命；农民又晚睡早起而努力耕作不止。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人，不必直接用言语驱使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必直接用言语利用百姓，而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这样，使百姓没有不为他所用、为他所使的。梁聚的意见是错误的。”桓公说：“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有一个名叫请士的人对我说：何以不对各种有才能的人进行管束？”管仲说：“何谓管束有才能的人？”桓公说：“就是为了使智者全部拿出智慧，谋士全部拿出谋略，百工全部拿出技巧。这样做，就可以治国么？”管仲回答说：“请士的话是错误的。俸禄轻，士人就不肯死难；币值低，士人就轻视奖赏；物价低，谋生易，士人就苟且偷生。国家有此三种怠情现象，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粮食的七成操纵在国家手里，只让三成在下面流通，谋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谋略，智士就可以用尽他们的智慧，勇士也就不惜生命了。请士的话是错误言论，因为不懂得轻重之术，就只能叫作错误的言论。”

　　桓公问管仲说：“从前周朝享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行于天下，然而竟被下面篡夺了。下面是用的什么办法呢？”管仲回答说：“国君在不同地区得到贡物，是放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这样，利用黄金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江阳之珠买卖是一个办法，利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个办法。这叫作以少变多，以小变大，也属于轻重之数的范围。”桓公说：“天下的理财方法全属于轻重之术么？”管仲说：“例如现在粮价上升十倍而其他物资价格尚低，大夫便把商入找来说：‘请替我贩卖粮食而收购其他物资。’如果粮食原价为一，这就有九倍盈利。由于粮贵而其他物资尚贱，这样，大夫就买进来九倍的物资。待粮价恢复原状，又把这九倍的物资加价销出去。货物推销到民间，九倍的货币又进入大夫之手。结果钱、粮的赢余收入都归大夫了。天子成了客位，大夫却随时出头露面。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外逃，被别国诸侯接纳为官。他们结聚朋党，操纵物价，包揽市场民用。就国内说，大夫自谋私利而不肯尽忠；就国外说，诸侯串通结聚朋党。精通粮食业务的官员则外逃。所以天子便丧失了他的政权。”桓公说：“讲得好。”

　　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不失。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这办法不要先在普天下实行，只可先在本国实行。”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主持国政的，只需经营好粮食就行。也就是说，无论某县的土地多大，也无论某县多小，都必须有一笔货币贮备。在该县州里向农民贷放公款。到了大秋，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通告郡县属大夫管辖的里邑都来向政府交售粮食。粮价与时价相同，为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结果，国内粮食如果算作三分，有二分掌握在国家手里。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因为此法。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发放民间，此时百姓正需要粮食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就对农民说：‘过去存在你手里的粮食是多少，现在国家要求折成钱数归还。’百姓说：‘手里无钱只好还粮。’结果农民剩下的十分之三的粮食又归国家了。这样，利用粮价的上涨，掌握季节的变化，无不是国家的理财之道。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拿到国家手里的；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变化拿到手里的。囤积低价的粮食，再用高价卖出去，这都是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哪里还容有自谋私利的大夫独自囤粮食呢？至于各诸侯国的粮食，如果他们的粮价是十，我们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了。如果他们是二十，我们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所以，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投放货币加以囤积，使粮价加倍提高，所以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了。这就是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这种‘以重藏轻’的政策，使国家可以常保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所以诸侯服从而不会发生征战，本国臣子也服从而尽其忠心。这就是以轻重之术驾御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管仲回答说：“国君对大夫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部属；对百姓经济失去了解，等于没有基础。掌握大夫经济情况要根据一个县的调查计算，掌握县要根据一个乡的调查计算，掌握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调查计算。”桓公说：“其统计理财方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货币流通的标准数量，在一个县须有适合于该县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乡须有适合于该乡土地的调查数字，在一家必须有适合于一家人口用度的数字。所以不及时掌握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无人相与，不及时掌握县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桓公说：“怎样实行？”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这正是来自粮食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醒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粮价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我都知道了。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口，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桓公说：“何谓贯彻理财之策？”管仲回答说：“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就从‘都’一级提升为县级。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由于加强管理，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这项政策，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贯彻’。”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管仲回答说：“有山区，有低洼多水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这五种不利地势，是人君所忧虑的事。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桓公问管仲说：“如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操纵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所以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之调平就是了。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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