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八百多年前的南宋，精忠报国的岳飞妇孺皆知，但朝廷中有位敢于谏杀秦桧等投降派的耿臣──胡铨，却未必能有更多人晓得。绍兴七年（1137年），胡铨请缨北上抗金，竭力反对秦桧、王伦、孙近三奸臣的一贯“议和”主张，并义愤直言：“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载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可见忠义肝胆，铁骨铮铮！

　　大宋也曾是一代盛朝，由于后来皇帝庸弱无能，朝廷官吏腐败透顶，放纵了金人的大肆入侵，最终遭致“靖康之难”，以徽、钦二帝被俘而国亡。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派任河北驻防而侥幸躲过劫难，成为皇室唯一幸存之人。在大臣们拥戴之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登基，后迁都临安，恢复宋国号，史称南宋。南宋初期，抗战斗志尚可，且有岳飞、韩世忠、宗泽、刘光世等众多忠贞智勇的将领指挥抗金北伐，黄河两岸的战绩颇为振奋人心。

　　可是，秦桧卖国求荣的蛊惑正与宋高宗“偏安一隅”的思想一拍即合。这位被赵构认为“忠朴过人”的秦桧当上宰相后，不遗余力地推行“议和”政策，后来竟渐渐大权独揽，甚至“挟虏势以要君”，凌驾于朝廷之上。于是，一些血战沙场的将领及朝廷主战官员们纷纷遭受罢免，致使满朝上下愈加敢怒而不敢言，本来大有希望的抗金战局也因此受到重挫。也正是此时，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挺身而出，重重弹劾秦桧等人误国之论，并请斩主和派秦桧、王伦、孙近三奸臣之头，以止“和议”，继续北上抗金。胡铨于上书中道：“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认为屈膝议和之端，将有毁于收复江山大业：“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但秦桧见书，却暴跳如雷，即以“狂妄上书，语多凶悖，意在鼓众，劫持朝廷”之罪，将胡铨贬往“昭州（今广西平乐县）”。

　　绍兴十年(1140)，由于岳飞智勇过人，治军严明，岳家军已是天下无敌。此时，宋军捷报频传，金兵节节败退。眼见收复失地、“直捣黄龙”大势已成，可是，在秦桧的蛊惑下，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却命令各路军队班师，并在一天内连下十二道金牌逼令岳飞退兵。岳飞仰天叹道：“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绍兴十一年，宋高宗为向金国表示议和“诚意”，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帅兵权，随后派使者到金国求和。南宋使者叩头哀求，金国以“必杀岳飞”为条件答应和议。这一年里，岳飞父子惨遭杀害，金国上下弹冠相庆。

　　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的“绍兴和议”达成后，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赵构竟无耻地接受了金国册封的宋国帝位，甘于享受这臣奴般的的半壁江山。也就在这一年，胡铨在广州再次上书对秦桧加以声讨谴责，便又被以“饰非横议”罪名羁管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绍兴十八年再遭谪罚到吉阳军（今海南崖县）。

　　宋高宗自是昏庸之君，而秦桧等人亦难逃奸佞之罪。大思想家朱熹曾一针见血地说：“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死后，胡铨恢复官职。宋孝宗时，复加重用，历任国史院编修、工部员外郎、权兵部侍郎、端明殿学士等职，仍然积极反对与金朝议和，亦曾一度亲自领兵抗金并建有奇功。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胡铨辞官回乡，淳熙七年（1180年）卒于故里，谥号忠简。

　　胡铨曾在拜谒岳飞庙的时候，愤然写下一首七律诗《题岳忠武王庙》：

　　匹马吴江谁著鞭，惟公攘臂独争先。张皇貔虎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①
　　堪恨临淄功未就，不知锺室事何缘。石头城下听舆议，万姓颦眉亦可怜。

　　前四句，高度概括地对岳飞的抗金功绩进行了褒赞；后四句，则是借典喻事，感叹功臣的不幸遭遇，表达了自己对高层权谋的质疑及一怀愤懑。这首诗，无论诗品还是人品，俱得到后人赞许，且广为传咏。这首诗，可谓既是对胡铨本人的印证，也是当时历史的一个见证，同时又是对岳飞之死的一种解读。


　　【注】
　　①搘拄 [zhī zhǔ]：支撑，支持，亦作“搘柱”。诗中“搘拄”，另作“支持”，不合诗律，恐误。


　　--- 相关资料 ---
　　◇ 南宋·胡铨诗词集
　　◇ 南宋·胡铨诗《题岳忠武王庙》品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