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题写匾额条幅之热兴起，或被誉之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归。然而，书写上的“左起”“右起”问题，令纷争不绝于耳。执着于右起者，以为是传统正则，是祖宗之法，甚至上升到传承中华文萃之高度来认识；提倡左起者，以为符合当代书写习惯乃大势所趋，是出于方便，不无科学性。这一争论，颇似当年的文言文与白话文、繁体字与简化字之争。其实争论也正常，务新理念与守旧情结之间，从来都难以快然割舍。

　　自甲骨文、钟鼎文之始，汉字笔划便定形于上下、左右排序，而古人行文因何又偏偏采以“自上而下，由右及左”的顺向书写呢？或许古人最初以长条形竹简为锲刻书写客体，且绳札编册，卷以存阅，惟“左手把握，右手执写或展读”最为便捷，而后人往往因循守旧，视为规矩。笔者比较赞同这一说法。然而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上古某堪称制文鼻祖者，或许是个左撇子也未可知。须知我们祖辈的传统意识是极强的，即便后来有了笔墨纸砚，人们已觉到“由右及左”顺序行文的不便，亦不忍弃古辟新。即使有人想改变这一书写顺序，比如焦山《瘗鹤铭》、颜真卿书写的《大唐中兴颂》石刻等，也多是孤掌难鸣。古人写文章要引经据典，殿堂问政也常以前人为出处，乃至几乎宋人的每一首词都被后人“钦定”为不可逾越的格律。因而，由右及左的书写顺序能延续数千载，也就想当然了。

　　到了近代，随着便捷的书写工具钢笔的引入，以及对西方书写格式的接触，如书籍、信件、公文等，中国人便仿效着渐渐由左及右地横写起来。由于大大的方便，接受的人多了，也就渐渐地普及了。不过，传统的毛笔字及其“自上而下，由右及左”的书写方式并未彻底摒弃，尤其被坚守在中国书画领域。

　　中国书画，是由一系列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要件所构成。笔墨纸砚，诗文章款，乃至于镌勒嵌裱等，无不融入古意趣味之中。这也就难怪一些书画家及欣赏者们，甚至连题字的顺向都力求尊古不变。然而，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也必定符合“扬弃”这一哲理，既有所继承，又必有所适新。于是，公共场所带有公示性的牌匾挂幅等，遵照“由左及右”的当代习惯写起，也是一种必然。如毛泽东给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山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题款，如他给“北大”“清华”及各大报刊杂志的题名，再如郭沫若给“故宫博物院”及各地博物馆题写的牌匾等，题字顺向多是由左及右，而当代人看来无不顺理成章。当然，今人题写的牌匾挂幅也不乏旧例者，倒也是一种情结使然。

　　其实，今人题写的牌匾挂幅尽可由左及右写来，尤其带有公示性的及明显属于白话文内容的，其书写应以今人习惯的阅读顺向为主。而古辞雅句内容，其题写顺向大可自便，但款识须题于句尾，以示起止。右起书写的横幅古辞或雅句，若是对联句式，还以对称地分上下两横排写来为美；有些人所谓的凡右起的即使仅有两行也必须一律竖排写来，并无道理。至于竖书行文，其起止由右及左，已是古今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议也罢。
　

淮阳伏羲太昊陵“统天殿”门楣上的清代乾隆皇帝御笔：“宝笈渊源，名跡久传”（正文右起分上下两横排书写）

　　勿谓今人不古，笔者是绝对赞赏古人“惜墨如金”良习的。万勿冒然于殿堂市井间乱题牌匾挂幅，无论达官显贵或是名噪一时者，除非你的“墨宝”果然熬得住众目睽睽之灼。

　　（繁星 2015.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