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爱诗词、书法，堪称一代大家，然而身为三军统帅、一国领袖，终无暇尽兴为之。不过，于日理万机之余、情不自禁之处，还会吟上一首，或泼墨挥就几笔。他的诗词，意境深远，气势纵横；他的书法，游龙翥凤，自成风格。如此一位博学多才的伟人，令人高山仰止。
　　
　　正因为毛泽东平生钟爱诗词、书法，我发现凡涉及有关内容的争议与讨论，常常会得到他的热情关注。
　　
　　1965年1月，南京出土了东晋时期的两块墓志，郭沫若根据碑志字体特征及有关资料认定：世间流传的《兰亭序》的文字与内容，并非出自王羲之本人之手，乃其后裔、永兴寺僧人智永所作。并于《光明日报》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大致理由是：魏晋时期常见以草隶行文，尚未有楷书或行楷写法，《兰亭序》文字与内容也不符合见诸史料的王羲之手法和性格，况且《兰亭序》在清代就已经有人质疑。这就引起了当时国内外有关学者的一片哗然。
　
　　随之，章士钊的弟子高二适撰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阐述了自己与郭沫若截然不同的见解，并肯定《兰亭序》作者即王羲之无疑。毛泽东读到此文后，即回信给章士钊：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并又致信郭沫若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可见毛泽东也已参与其中，并促成了此次论辩。
　
　　不久，高二适的文章也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一时百家争鸣的气氛延续了五六个月之久。资料表明，当时一些颇有名望的书画界人士，多倾向郭老一说，认为：除那篇《兰亭序》之外，没有资料显示东晋时期有“真(楷书)、行(行书)字体”写法，因而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
　
　　于此，容笔者也顺带几句浅见：若质疑《兰亭序》真伪，当更多的是接近于王羲之年代的隋、唐人，何以竟是清代或今代？如现代人亦常质疑春秋时代是否有老子其人，战国年代是否有屈原其人，均不过是因为史料未必索检至祥而揣度。若仅以史料不能索检至祥，便可轻率否定某一古代人事，则古代人事无一不可疑矣。而时逾千载，中间几度沧海桑田，某些史料得以幸存至今，亦不过残枝片叶，何足以每人每事必索检至祥？不过，学术论辩，旨在明理，胜亦得，败亦得，可谓快事。令人不爽的是，据说当时附和郭老之说的某些人，如今竟然“倒戈”，并声称：“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有失厚道了。
　
　　还有件值得一记的事，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关于一首诗的探索。
　
　　1958年，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并以此诗来说明：唐代人在外为官，是不带家眷的。毛泽东当时听后，并没有立即说出自己的看法，而是事后用一纸短信回复了刘少奇：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寥寥数语，在轻松的语态下表达了善意的提醒。
　
　　毛泽东对于学问上的态度是严谨的，并乐见于论辩的气氛，这是他的一贯性格。但他在与人交流探讨的同时，又总是表现出谦逊诚恳的姿态，这也很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