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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采莲曲》和朱湘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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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虚幻的理想
落日把荷池染红,晚风把岸边的金柳拂醉,一叶小舟袅着歌声,穿越于碧绿的莲叶之间,采撷莲子,最后,消融于苍茫的夜色之中……
这是朱湘《采莲曲》所创造的意境。这一年朱湘21岁,刚好完婚。虽说两年前(1923年)发生了被清华开除出校的不愉快事件,但毕竟人生正当得意处,今不高歌几高歌?
其实,这只是常人的看法,事实并不如此。这时的朱湘,其现实生活绝没有《采莲曲》中的盎然诗情。新婚并没有给朱湘带来燕尔,相反,带来的只是更加剧烈的震动。这一年朱湘与曾被父母指腹为婚的刘霓君(刘彩云。霓君是婚后朱湘所改)完婚。刘父母双亡,一直随兄生活。这使朱湘一下子想到了自己。朱湘也是父母双亡,寄于大兄篱下。
婚礼是由在南京供职的身份显贵、高朋满座的大兄主持的。然而,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接受过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朱湘,本来就不乐意依旧式婚仪行礼,但固执专横的大兄却偏要按旧有的程式行跪拜礼。结果,不愿妥协的朱湘只肯以三鞠躬代之。于是大兄以为毁了他面子,当晚即大“闹”洞房,连龙凤喜烛也给打成了两截。朱湘一气之下,当即就搬到了二十岁就守了寡的二嫂薛琪英家。从此,兄弟便形同路人,再无往来和同胞情谊。朱湘虽有弟兄四个,姐妹七个,却为他们一个也不容,始终被看作外人。
这一切都留给了朱湘天生的抑郁、自卑和仇视。可以说,仅仅是出于同病相怜,才使朱湘和刘霓君最终结合。
可惜的是,偏偏朱湘从来不懂什么是爱情。在他看来,人生只有三件事:朋友、性、文章,只不过一件接一件地完成而已。由于朱湘性格的乖僻,朋友间关系紧张自不必说,便是夫妻间隔阂也不小,也有刀兵相见,家具遭殃之时。只是因为同病相怜,才很快和解罢了。
由此可见,朱湘的现实里绝没有一丝《采莲曲》所创造的意境的痕迹。《采莲曲》只不过是朱湘一种虚幻的理想生活罢了,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点,可以从朱湘同一年创作的另一首主题迥异的诗作《葬我》中得到印证。“葬我”单见这名目,就令人咋舌。按常理说,二十一岁的青年正处于奋发向上的阶段,当不应过早地考虑自己的归宿。但诗人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使得朱湘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人生焦虑、痛苦。于是,这个年龄的朱湘就已经开始把归宿化为对“芳香的梦”的苦苦寻求,寻求“葬我”之地。从“荷花池内”到“马缨花下”到“泰山之巅”到最后烧成灰烬,投进滚滚春江。从诗歌对“葬我”之地的热切关注中,我们能清晰地聆听到诗人此时此刻灵魂的安详和面对死亡的宁静。平日里人生中所有的烦躁、焦灼、熬煎,此时此刻都完全消解,完全匿迹。朱湘不单考虑了自己的归宿,而且还把归宿描绘得非常完美、坦然。
《采莲曲》则完全不合朱湘的性格气质,其格调是欢快的,恬然的。所以说,《采莲曲》是诗人对平和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冷酷人生的逃避的真情流露,是诗人“芳香的梦”的温暖归宿。《采莲曲》后果真被排入曲,在小船上演奏。朱湘听后,感慨万千,即席吟诗:“不识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知音如不赏,归卧故里丘。”隐遁超脱之意溢于言表。而朱湘,太湖人,故乡正好有莲。
所以,说《采莲曲》是朱湘归宿的理想所在,未必十分不可。
二、时代的弃儿
长期的寄人篱下和被异视,给朱湘带来了极其沉闷的心理重负。这重负朱湘一时一刻都脱不下,这重负也把朱湘压得极其自卑。自卑再生出仇视,于是自卑又表现为极端的自尊。他多愁善感却又恃才傲物,性情异常乖戾怪癖。
朱湘十三岁入省立师范,十五岁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科,十八岁发表诗作、译作,不愧为“新月派”的杰出诗人(朱湘,研究会成员却是新月派主张)。朱湘虽年少负才,但摆在朱湘面前的前程并不锦绣辉煌。1923年清华毕业前夕,朱湘却被校方开除出校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朱湘对所有的必修课都不感兴趣,而只钟情于文学,甚至故意抵制斋务处早点名的制度。终致因点名经常不到而累计记满三次大过被开除学籍。后经“清华四子”中的另三位孙大雨、饶孟侃、杨世恩等人的与学校当局的竭力交涉,终于使校方作出让步,只要朱湘认错,便可收回成命。然而朱湘一意为之,坚持自己无错可认,宁可离开清华,也不低头俯就。
朱湘对此却表现出异常的达观,说“清华则生活是非人的;……清华只是钻分数”。但内心深处到底还是不甘,说“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却逃不出一个假,矫揉”。言辞背后又不乏不平和愤愤然。真不知是时代抛弃了他,还是他抛弃了时代;或者他和时代互相抛弃了。
当时,时代正呼喊“剽悍,热烈”,呼喊“狂飙突进”,然而朱湘却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忧郁、病弱、颓废”的倾向。明显地,欢乐不足,感伤有余。
1926年秋,朱湘由朋友力保终于得以再回清华。在清华,朱湘自办个诗刊《新文》月刊,并且自诩:“五年内使其遍及全国!”可惜订户虽远及京、津、沪、宁、广州、新会、柳州、沈阳、吉林乃至日本等地,但发行总共才20份。五年内遍及全国彻底无望。
看来在他背离时代的同时,时代也无情地抛弃了他。
强烈的自尊和与时代的背离使朱湘的孤傲乖僻、侍才放旷发展到了疯狂的顶点,转而化为了对现实的不满。他强烈地敌视那个时代,敌视周围的一切,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频频的发诗,发诗评,评论着别人,“自尊”着自己。他说郭沫若的诗“粗”,“一本诗集只四行可读”;说胡适的《尝试集》“内容粗浅,艺术幼稚”,八个字就概括完毕。他的《采莲曲》未被发于《诗镌》第一篇,于是就对主编徐志摩翻脸无情,骂徐“瞧他那一张尖嘴,就不像写诗的人”,骂徐是一个“瓷人”!又评徐志摩“爱情诗本色当行;哲理诗是枯瘠的荒径,此巷不通;散文诗是逼窄的小巷路经很短;土白话是末节的街道岔入陌生的胡同。总之,徐君没汪静之的灵感,郭沫若的奔放,闻一多的幽微……只有选用徐君的朋友批评他的话:浮浅。”
朱湘狂热地评价当时的“名流”,丝毫不考虑评价是中肯,还是偏激,还是中肯中带着偏激,总之,所有的一概一棍子打死,目的却只有一个……“反衬”自己!是给自己加力,还是鼓劲?还是标榜,抬高,证明自己的不凡、不俗?都不得确情。也许都有一点,不庸置疑地有一点。究其原因,是过于敏感的偏狭和行为的反常使他与周围格格不入。时代的不容使他激烈地渴望被承认,承认他存在的价值,承认他价值的存在。而当渴望不能实现时,渴望就又转为抗争、背离和仇视。正像他得出于自卑的自尊一样,是一种扭曲的、压抑的发泄,是出于报复式的自戮!
朱湘,他不可能有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但他绝不愿被时代遗弃,绝不愿被他人贱视。所以,他需要自尊,需要孤傲,需要仇视,需要不屑一顾于周围的一切……唯有这些,才能缓冲那长期被遗弃、被歧视、被认作低人一等的压抑心理和现实。
三、傲岸的人格
朱湘也许并无意去中伤别人,然而,他却时时在意自己的尊严。这强烈的自尊支持了他崇高的爱国节操。1927年朱湘在美留学,只因教授读一篇有把中国人比作猴子的文章而愤然离开劳伦斯大学。后朱湘转入芝加哥大学。然而又不长,1929年春,朱湘却又因教授怀疑他借书未还,加之一美女不愿与其同桌而再次愤然离去。他丝毫不能容忍任何人对他的大不敬。他喻外国为“死牢”,强烈地维护着个人的尊严和祖国的尊严。
1929年9月,朱湘提前三年回国,被荐到安徽大学任英文系主任,月薪三百元。按说,也荣华富贵了,也被重用了,该心满意足了,该安于现状了,然而朱湘却又因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而又一次愤然离去。并且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小工子出卖力气,妓女出卖肉体,其实都是一回事:出卖自己!这说法尽管专横,但对于当时之现实,并不过分。
他的自尊意识,他的反抗精神,在维护国家的尊严上,表现得愈加淋漓尽致和崇高!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他的贝利,使他主动诀别了那个时代,而并非仅仅时代抛弃了他。可以说,站着,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躺下,是一俱堂堂正正的尸体!这,就是给朱湘人格下的最恰当的评价。
总之,客观地讲,朱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他的个人人格尊严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个人的“自尊”,根本无谈朱湘的爱国。
四、独钟的诗神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朱湘抑郁、孤傲和乖戾、偏狭的性格,友情和爱情都成了镜中之花。最后留给朱湘短短二十九年人生历程的,就只有了诗。朱湘对诗的钟情,可以说,已经到了全身心地痴迷而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清华时就忘却了一切。后来,赴美留学,为了诗更是全无顾恋。甚至,连学位也不屑一顾,毅然决然提前回国。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朱湘称自己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写诗的人”而忘却了一切。的确,朱湘的生活里除了诗,在没有了别的,甚至也没有了自己。朱湘奉献给了诗神最虔诚的心灵──三柱香:“芬芳、热烈、婀娜”;最崇高的境界──两盏灯:“光明、恬静”。
《采莲曲》正体现了诗人对诗对人生的全面追求。
1、理想的境界
现实的不容,使朱湘转而塑造理想的生活。采莲本身就是一种超脱的境界,轻松、洒脱,不为人为而纷纭、复杂。《采莲曲》很自然地写到了这一优美别致的自然环境:微风拂柳,荷叶映翠,夕阳西下,金波粼粼……“荷花呀人样妖娆”,荷花喻人,使人自然而然的想到采莲女,想到采莲女的劳动,想到采莲女的爱情。妖娆的荷花一般的人儿和人一般妖娆的荷花呼应,采莲女的娇羞和天上人间的美景叠影,典雅清纯的东方少女和幽远雅致的乐声歌声交融,花香伴着衣香,浆声和着歌声,构成了一幅平和、宁静、安详的图画,创造出一种闪光欲滴的奇丽境界。这境界就是朱湘的心声??他向往着采莲女的“不谙世事”和“与世无争”。
2、阴柔的建行
《采莲曲》甚至连字句的排列也体现着诗人向往超凡脱俗的人生追求。各节间均是隔行退后一字起行,中间夹进退后二格自立的二字行。句式的错落和两字一行的夹用,使人从直观上就领略到《采莲曲》恰如少女的眸子一样纯净无邪,不为世俗所污。
而最阴柔的建筑又配上最流畅、最疏朗的音韵,更是《采莲曲》倍添风致。
当然,《采莲曲》也明显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结尾小船的消失,歌声的时隐时现,难免不让人感到空灵,倍感其境过清。而这,也恰恰符合朱湘的气质和性格。〔文章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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