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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年，对于前辈诗人钟鼎文而言，可说是悲痛逾恒的一年，和他相知相惜八十五年挚爱的妻子向荃女士，于二○○六年一月九日病逝台北；他忍著悲痛之心不但安排好后事，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将太太的骨灰带回故乡安徽省舒城县河口乡，安葬于祖居后山的“春秋陵园”公墓。钟鼎文认为，这次回归故乡，是中国人落叶归根的传统想法与作为。
　　忆及夫人，九十四高龄的钟鼎文老泪纵横，谈著七岁就认识青梅竹马的老伴，认识前后有八十五年了，他们是小学同班同学。他还记得第一眼见到向荃，就和姐姐说他喜欢这位漂亮的小姑娘。可惜中间失去联络了数年，直到抗战时钟鼎文留日归国回到故乡舒城，而向荃则因后撤到六安经过舒城，他们在路边巧遇，钟鼎文决定把握这次重逢的缘份一路追去，这才追到了一世幸福的因缘。谈至此，钟鼎文脸上再显笑意，他与夫人的认识与结合，可说充满著传奇，彷佛只有在浪漫的电影情节里才可以看到。
　

十几岁开始写诗 诗坛耕耘八十年

　　重情义的钟鼎文和妻子有八十五年相识的岁月，细算起来，他在诗坛的耕耘也有八十年，钟鼎文说，他十几岁时就开始写诗，就读安庆第一中学时，他登临学校附近的镇风古塔，想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有感而发在周记上创作第一篇诗作“塔上”。当时导师，也是诗人的高歌正好兼任报纸副刊编辑，将他的作品发表。但老师怕人说袒护自己的学生，于是从钟鼎文的本名钟国藩的“藩”字拆字而成笔名“番草”，促使他走向诗的创作，开始展露头角。

　　一九一四年出生安徽安庆的钟鼎文，父亲当时任安徽省律师公会理事长，外祖父家也是书香门第。小时侯相当调皮，钟鼎文说，就像现在人说的过动儿一般。他们家相当重视孩子教育，父亲原本送钟鼎文上县内小学，但校方深怕好动的他发生意外，而建议他父亲，让钟鼎文和姐姐们一起上学，因和女孩家一起读书较不会太顽皮。

　　其实钟鼎文是个早慧的孩子，五、六岁时在家中接受私熟老师传授四书五经，打下很好的国学根基，同时又跟随姐姐们上学，接受西式教育，知识也开的早，小学、中学都是跳级念，就像现代的资优生般。钟鼎文十四岁时，已经是安庆第一中学高中生了，仍不改顽皮调性，他参加学校国术社，并管理国术的器材，每日早出晚归，发现每到晚上，很多同学都会翻墙出校去老师家开会，参加抗军活动，他认定自己年龄虽小，却有满腔爱国心，也要求老师接纳他，因而十四岁时即加入国民党。

　　当时有一阵子国共合作，年轻人也分不清自己加入的是什么党，不久国民党实施清党，学校把许多思想左倾或偏差的学生，都送交特务机关遭枪毙的命运，这其中有许多是钟鼎文要好的同学与玩伴，他对校方做法表示异议，认为应该以导正的感化教育开导学生，给学生一个机会。教育机关认为他唱反调、鼓动学潮，于是下令捉拿他。去年钟鼎文护送夫人骨灰回归故里、落叶归根后，顺道访问母校安庆第一中学，经过近八十年后才在一百周年校庆纪念册上发现他是当时省教育厅发布的“通缉犯”。他这时才了解当时父亲叫他连夜离家到上海避祸与发展的苦心。

写诗不重主义流派 应有真情和内容

　　连夜离家逃至上海，但因没有转学证明，钟鼎文无法入学读书，十六岁的他只好到处打工赚钱餬口，同时也写诗投稿赚稿费。后来进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更是勤于笔耕，经常在“东方杂志”发表诗作，当时他投稿一首诗“船”被采用，不但给了很高的稿费，同时也让钟鼎文小有文名。

　　民国二十五年他发表于上海“东方文艺”的一首“家庭”，更受到当时左倾的文艺批评家们所赏识，这一首描写江北大饥荒的写实诗，充满了诗人温厚的人道关怀，中共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就曾撰文盛赞此诗的新写实主义。不过钟鼎文一向不以主义流派为意，他认为，任何主义或理论的标志，都只是作品的包装，最重要的应是作品本身要有真实感情和实质的内容，只谈理论并没有真正的价值。

　　一九三二年，上海公学因一二八事变被炮轰毁，他转去北京，借读北京大学修满学分，他考上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后转社会学科。他研读美学，并翻译过黑格尔的美学导论。在日本读书时，远在家乡的父母却遭抢匪双双遇害，这个打击致使钟鼎文精神错乱。那段时间，上海“申报”请他做日本特派员，采访日本重大新闻，当时伪满洲国的漙仪访日，被一韩国人袭击，钟鼎文正在现场采访，被日本兵士怀疑是间谍，日夜派兵监视。有一晚，他正读到日本名诗人松尾芭蕉的作品，写古老池塘青蛙跳进去的声音，使他心生一计，由二楼丢东西进一楼花园的池塘中，吸引监视他的日兵注意他半夜都在读书，并没有外出，后来日本兵士提写报告说明，日本政府才撤去士兵的监视，由此可看出钟鼎文的机智，才可还他自由之身。

现代诗坛重要推手 争取创作发表园地

　　钟鼎文是一位爱国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积极的参与八年的对日抗战，历任第五战区少将参议，兼安徽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厅主任秘书。此时有人发密电告给蒋委员长，说钟鼎文是左派，他了解，这事若处理不当，不但会祸及自己，同时也会秧及上级长官，于是他决定翻山越岭走一趟重庆，花了一个月时间，面见蒋委员长说明事情原委。他的诚心真的获得蒋委员长的信任，抗战末期，应召赴重庆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文书处长，抗战胜利随政府迁都而定居南京。

　　一九四九年台湾光复，钟鼎文随政府来台，担任国大代表，同时为报社写社论。台湾光复初期，社会虽然贫穷，但文学受重视程度不逊今日，现代诗在民国四十年代初期开始蓬勃发展，这归功于多位前辈诗人如钟鼎文、纪弦、覃子豪、葛贤宁、李莎等人的推动，尤其是人称“大陆来台三老”的纪弦、覃子豪和钟鼎文，他们一起组织诗社、创办诗刊、推展诗运，开展出台湾文学另一个全新的时代。钟鼎文来台后与覃子豪共同创办《新诗周刊》及《蓝星周刊》，献身新诗运动，他们都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很大。不但酝酿出诗运的高潮，也鼓励更多的年轻诗人接触现代诗，并在他们的启导引领下从事创作。

　　钟鼎文可说是现代诗坛的重要推手，由于文字创作最需要是有发表园地，民国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自立晚报》副刊《万家灯火》刊载“草山一衰翁”一文，遭政府指涉对蒋中正总统有不敬之意而遭停刊，并被处以永不复刊的处分。民国40年钟鼎文任职《自立晚报》总主笔期间，努力向蒋经国先生提议复刊，果真九月复刊。他同时替《新诗周刊》争取了版面，邀请纪弦等人一同主编，一心想为当时的新诗创作人争取到创作发表园地，造成现代诗在台再出发与复兴运动，及现代诗在台湾的蓬勃发展。

大陆来台三老 友情延续到台湾

　　钟鼎文并与覃子豪、余光中、邓禹平、蓉子等人创立“蓝星诗社”，积极推动现代诗的推广；同时民国四十二年在“中华文艺函授学校”他与覃子豪、纪弦、钟雷等名诗人同任新诗班的教授，推动诗教；亦积极参与新诗学会与世界诗人大会的筹组工作与活动。他是“世界诗人大会”成立人之一，迄今二十六届，今年九月才刚在印度召开。。民国六十二年冬，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就因当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钟鼎文的引荐与策画，始能在台北市圆山饭店召开。将台湾现代诗和世界诗坛接规，钟鼎文起了一个头。

　　钟鼎文表示，认识覃子豪是在北大修学分时，他们都对俄国文学有些爱好，北京有一世界语系书店，楼下卖外国书，而楼上则是教外语的补习班，他和覃子豪在北京也都发表诗作，后来在世界语系书店相遇，相谈的很投机。至于纪弦则是流亡上海时，纪弦喜办诗刊，邀约写诗而相识，他们三人可说很早就相识，只是没想到覃子豪、纪弦和钟鼎文的友谊延续到了海岛。

　　谈及“大陆来台三老”，钟鼎文笑说，覃子豪、纪弦喜欢论诗打笔战，尤其纪弦喜用理论来论诗，但钟鼎文认定，文学都有反叛性，不论是对时代、现实的批评都是由于文学的反叛性。孔子说“诗可以怨”，怨是一种责备，但诗又是温柔敦厚，可以陶冶人性，因此写诗是要感性的，以理论谈诗，就没感觉了。曾经覃子豪和纪弦就因对诗的看法不同而笔战，钟鼎文是不喜欢论战，因此并未加入他们的笔战，不过纵然以前在诗艺或文章见解上有差异与争执，常笔墨间争锋，钟鼎文也常常当他们笔墨间的“调人”。但是私底下他们三人的交情是非常好的。

　　写诗长达近八十年的创作经验，钟鼎文认为，现代诗人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写一首比我们生命稍长一点的作品来”。他指出，诗人应对不同生活中细微的事物较一般人多一重感受、多一分感动，而将这分灵思，运用诗的语言，将生命的感受化为美学的呈现。因此，诗的题材常常取自于日常生活，来自于生活经验的感受，可说诗是生活的艺术化。

　　钟鼎文是一个接受新文学同时也重视传统的诗人，尤其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和民族性，他认为，很多人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学理论，却忽略人文科学有其民族性，吸收国外的东西固然可以进步，但中国的文学理论仍是非常有价值，因此，他深觉过度受西方影响是个极端，而乡土文学也是个极端，钟鼎文并不否认文学有其地域性，但他也强调，文学仅仅重乡土是不够的，应当是在地域的基础上提升层次和意境。

期望全集早日付梓 前辈诗人不被遗忘

　　创作诗时，钟鼎文会细腻观察周边事物，并放进深厚的感情，因此在诗的语言创造上，他的诗作特重音节铿锵，同时也善于以写实的笔触，刻划事象，使他的诗具有叙事的意味，明朗多于晦涩。他的诗的确相当好读，原因在于诗句意象单纯，没有超现实主义那种晦涩感，形式方面，因作品有字数上的安排，以及押韵的使用，所以念起来相当顺口；情感方面，则是走温柔风格。

　　现代社的诗人杜衡在〈《行吟者》题记〉上评论钟鼎文的诗作是接近于较早期的浪漫派，作风明快、流利而健康；但也吸收了新月派与现代派的长处，摆脱了那种表面的形式。这是一个能够不受时代影响愿意独自走著自己的路的诗人，纵然这条路是寂寞的，是漫长而艰苦的。可见这位前辈诗人充满诗想的创新意象多优美而饱满。

　　事实上，不管在创作或诗运的推广上，钟鼎文都有著伟大的贡献，但因为计画做“当代人物”版访问，需收集前辈诗人的资料时，才发现他的诗集早已绝版，作品在市面流通也不足，甚至专家学者对其诗作与贡献的评价，相较于诗坛其他二老覃子豪与纪弦，似乎是非常不足。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期望钟鼎文的全集《年代》能早日付梓，使其为台湾诗坛的贡献也能广为后生晚辈知道，不会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