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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张爱玲

　　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朱光潜

　　他的演讲稿与辑录的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文化名人誉为“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林语堂如此评价他：“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周总理生前曾嘱咐著名剧作家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一个离去已半个多世纪的僧人，还不时被人记挂着，不仅仅是其传奇人生：从进出名场、潇洒无羁的风流才子突变成芒鞋布衲的空门和尚，更因其多方面的杰出才华，在中国的近现代艺术史、宗教史上写下重要一页。这个人就是弘一法师。

　　从天津走出去的历史文化名人中，真正产生了世界影响的，首推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是一个传奇，他是那样扑朔迷离，又是那样深邃莫测。“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还是林语堂的声音。

　　李叔同，名文涛，字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光绪六年（1880）生于天津仕宦书香门第。一九四二年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寺。

　　作为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他精通四国文字，极富文艺才能，举凡诗词、篆刻、金石、书法、音乐、美术、戏剧等等，无不独领当时风气之先，“津沽风流在叔同”。借用其得意门生丰子恺的话来说：“……西洋文艺批评家评价德国的歌剧大家瓦格纳有这样的话：阿波罗（文艺之神）右手持文才，左手持乐才，分赠给世间的文学家和音乐家。瓦格纳却兼得了他两手的赠物。意思是说，瓦格纳能作曲，又能作歌，所以做了歌剧大家。拿这句话评价我们的李先生，实在还不够用。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很出色。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向他学习。”总而言之，“文艺的园地，差不多都被他走遍了。”他所育桃李丰硕，如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潘天寿等名家皆其高足。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谁能像李叔同那样学贯古今、艺汇中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见余秋雨《庙宇》）的艺术大师，却于1918年悄然在杭州虎跑寺以盛年出家，法号弘一，两段人生轨迹，两重天地，其出家之举，在当时曾震惊了整个知识界，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

　　李叔同无疑是一个传奇，他的身上，有太多的“中国第一”，有太多的惊叹号。

　　他是我国最早出国学习西洋绘画、音乐和话剧，同时把这些艺术引入国内的先驱。音乐家许常惠在《近代中国音乐史话》中指出，李叔同的音乐成就乃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创举”──他倡导乐歌，他所创作的《送别》、《忆儿时》等曲，海峡两岸家喻户晓，传唱至今，堪称经典。

　　他是中国话剧史上演茶花女的第一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为祖国灾区募集赈资，首演《茶花女》，他剃去胡须，细裹腰身，扮演茶花女，为中国话剧发出了第一声曼丽的鹤鸣，并获得巨大成功，日人惊为创举，赞誉不绝。

　　他是第一个把西洋画引进中国的人，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画裸体画的人，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用五线谱进行音乐教学的人，他独立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他是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或许，他的遁入空门，还是文人墨客不羁后的又一个“第一”。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出家后的他，终其后半生精研佛学，持戒律己，将失传700余年、佛教中戒律最严的南山律宗拾起，被崇奉为律宗第十一世祖，与虚云、太虚、印光大师，并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从浪迹红尘到皈依佛门的过程中，是如何体现了巨大的生命跨越，超常的生活落差？这样一个民国奇才，究竟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历程？其生命征途背后又有着如何的苍凉故事和深沉心情？

　　他曾经意气风发，豪气干云，他有血有肉有灵有性。

　　他同情母亲不幸的身世，怜惜母亲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所以生尽孝来填补寡母的生活空缺。当母亲早逝后，他改名为哀，号哀公，他说：“我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此后的日子，都是充满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那是他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即使出家后，每值母亲诞辰忌日，他都要书写诵读或讲演《普贤行愿品》、为母亲绘像。他一生南来北去，终生随身携带母亲的遗物──一把由黑色褪成暗灰色的布雨伞。

　　他痛爱河山破碎的祖国，他支持康、梁“维新派”，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他写下了《祖国歌》《我的国》和《大中华》等爱国歌曲，不仅流行于当时，而且传留于后世，至今犹作为校园歌曲在传唱；他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填词如《满江红》，欢欣鼓舞，义薄云天。据丰子恺回忆道：“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装的粗布，因为看见他用麻绳束袜子，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宽紧带退还给我，说：‘这是外国货。’我说：‘这是国货，我们已经能够自造了。’他这才受了。”面对猖獗侵华日寇，他坚决抗日，在居室门上题额“殉教堂”以明其志。他不忘国家民族的危亡，反复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并诗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至今听起还是令人震聋发聩。

　　他爱朋友，和夏丏尊、俞平伯结为挚友。他旅居沪滨时与当地名士许幻园、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等相交默契，结为金兰之好，称“天涯五友”，不时杯酒唱和。他走马章台与名妓歌郎过从来往，并非单纯沉浸于欢乐，从他的赠名妓谢秋云诗中可见痕迹，诗云：“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怅惆为谁颦？”除了对风尘人物的同情爱怜，更流露出他的忧时愤世。

　　他僧腊二十四年，许多俗世好友和知识界的文人如夏丏尊、叶圣陶、马一浮、经子渊，以及郁达夫、郭沫若、柳亚子、鲁迅等人，都曾和他或在寮房面晤，或有翰墨交往；他还曾全力救助洋人魔爪下的女大学生，他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渡众生，但他仍自号“二一老人”，取意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在距他生日还差十天之时，写“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三天后，他沐浴更衣完毕，在念佛声中端坐，安详圆寂，留下舍利子500多粒。

　　他为什么出家？丰子恺否认“走投无路，遁入空门”说法。无论是他的旧朋挚友，还是他的学生拥趸都有太多对他行踪的理悟。

　　锦瑟可以无端有弦，文字却不能无端而发滔滔如上。谁能说清，在那坐看潮起潮落的京畿后花园里，李叔同当年是怎样看破万丈红尘，穿过吴桐蜀丝嘈嘈管弦，拂袖乘风而去，成为一代云水高僧？

　　夏丏尊说：“综师一生，为翩翩之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家，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如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耶？”朱光潜则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提法；其爱徒丰子恺有著名的“三层楼说”，“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是可庆的。”有余秋雨穷源究委之后的解释：“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恼于艺术与功利的重重抵牾，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有崇敬，有叹惋，有困惑，有猜测，甚至有误解，有演绎，有讹传……但终究不是李叔同自己的声音。他是无解的谜，他恰如广陵绝响，充满了人世沧桑的悲凉韵味。

　　他的大彻大悟，就意味着对人生的大弃大毁，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的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谁能像他那样，如此彻底斩断与尘世的名利、情缘？

　　他是异数，他是另类。“李叔同”消失时，有人感叹──尘网中少了一个真名士，“弘一”诞生后，有人庆幸──佛门多了一位高僧。是得？是失？已然毋须强作解人，请看他是何等的超然：“我来为种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这，不是很好的注解么？

　　我不由想起，2004年3月8日，一个风淡云轻的日子，我在泉州开元寺准提禅林弘一法师纪念馆里看到的一些李叔同的亲笔手迹，包括“悲欣交集”在内的临终绝笔，写在一张用过的字纸上，超脱随意，那是一种已隐了人间烟火气的清寂、无我的“灵化”书法，难以用语言形容和描述的一种字迹……

　　闭了眼静静地听《送别》，沉溺在音符缥缈时空里，任Re、Sol、Si的和弦被分解诠释成一种苍凉的音色飘荡在书房上空……

　　此刻，晴夏的午后，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有难言的美。

　　〔伊人在水一方1999 发表于“蓝月博客” 2005-7-14 22: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