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聂菊荪 吴大羽 马鸿儒 刘廷晓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从参加辛亥革命之时起，经历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急剧演变，经历了党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反复斗争，始终站在伟大的历史变革的前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了终生。我们满怀无限崇敬的心情和虔诚的愿望，编纂了《董必武年谱》，力求如实记载董老的崇高的一生，以纪念他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为党的伟大事业所建立的功勋。现在，《董必武年谱》由中央文献出版社特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之际出版，以陈情人们对董必武同志的深切缅怀。

　　一

　　在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的年代，董必武同志耳闻目睹清王朝统治的腐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视“秀才”、“拔贡”之类的功名如草芥，同当时先进的爱国仁人志士一样，热切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到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后，与这所学校的革命党人交往，受到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经过观察比较，逐渐倾向孙中山、章太炎的民主主义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老毅然奔赴武汉，满腔热情投入辛亥革命，加入了同盟会。由清朝末年的“秀才”转变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革命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人民依然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董老经历这次革命的失败，仍不屈不挠地为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着。同时也从失败和挫折中，重新进行思考，继续寻求新的真理以救中国。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董老在困惑中获得极大的启示。1919年他到上海不久，通过李汉俊的介绍，深入了解了十月革命，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对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进行比较，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新兴力量的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他也正是通过总结亲身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实践经验，而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察中国问题，坚定地跨入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1920年，董老和陈潭秋创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1921年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之后，董老全心全意地投入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以私立武汉中学、女师、一师等校为主要阵地，培养和发展了湖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他高瞻远瞩，选派他们到武汉的工厂和广大农村创建党组织，在湖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迎接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湘鄂西以及湘鄂赣等地区革命武装斗争之所以迅速蓬勃发展起来，也是与董老的建党活动和开展农民运动的功绩分不开的。

　　二

　　董必武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贯彻执行我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业绩，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驻湖北省的联络员，在北伐前后积极进行了建设国民党湖北省各级党部的活动，发展了以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党组织。他派出大批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建立了大批农协组织，发展农会会员近300万，与湖南农民运动交相呼应，在两湖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民运动高潮，促进了大革命向长江流域的迅速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董老受中共中央委托，作为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和周恩来同志并肩战斗在国统区达十年之久，始终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列，代表着党，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他参与领导重建和发展国统区的党的秘密组织，深入发动各阶层群众，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为挽救民族危机而斗争。他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亲密交往，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共商救国大计，团结他们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和压制民主的行径作斗争，当民主党派的朋友们遇到困难时，董老总是登门拜访，彻夜长谈，给以热情的关怀和帮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都把董老当作知心朋友，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了长期合作共事的基础。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董老还和周恩来同志用了很大精力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同我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促使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先后率部起义，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统一战线工作，对迅速解放大西南，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董老在协助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谈判中，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赞扬。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董老仍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明确指出：“统一战线问题乃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问题。”又说：“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势力。”他要求党员和干部必须克服狭隘和骄傲的宗派主义，加强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完成各项革命和建设任务。董老同周恩来同志一样，也是我党善于同民主人士合作共事、以诚相见、以理服人的典范。

　　三

　　1947年3月，董老从南京返回延安，不久就转赴华北。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同志为常委，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董老受命主持华北财经办事处，为统一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支援解放战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1948年，华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董老又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正如他曾指出的：“华北临时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华北人民政府的各项建设，都为不久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董老对政权建设极为关注。在华北人民政府期间，所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报告，精辟地论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权性质、基本形式和代表的选举办法，是我党最早全面阐述新中国政权建设的重要文献。1949年6月，董老受新政协筹委会委托，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设计总体方案。起草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主协商，共建国家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国家行政法典。

　　新中国成立后，董老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对巩固和加强人民政权、创建人民民主法制，更是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早在华北人民政府时，董老就把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概括为“民主建政”，这是一个有明确内涵的科学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是最便利广大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制度。经请示政务院批准，将“民主建政”列为内务部中心工作，负责收集情况，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供党中央和政务院决策参考，从而加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人民政权建设，“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制度更加完备。”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他多次提出要加强县、乡政权建设，并就此致信毛泽东同志，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同。董老一方面强调党要对国家政权实施有效的政治领导，认为这是关系政权性质和方向的原则问题，同时又提出要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的作用、克服以党代政、包办行政事务，直接向政府发号施令的做法，以保证充分发挥人民政权管理国家的职能。董老关于人民政权建设的思想和主张，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董老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总结我国法制建设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他的法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老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文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他系统地论述人民夺取政权是不依靠法律的，要解放生产力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但当国家的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发展和保护生产力，就必须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法制。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董老对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论述。明确提出“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依法办事”是董老法制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它的内涵丰富，思想精湛。对“有法可依”，他建议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必要的法律（如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制定出来。为此他主持最高人民法院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搜集和整理了１４个大中城市，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经验，提供立法机关参考。对“有法必依”，在党和政府的会议上，他反复论述，应当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意识；强调要使群众守法，首先就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强调共产党员必须成为遵守法律的模范。他还主张党员犯法，必须从严治罪，“党决不包庇罪人。”再三指出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使党员知道国法和党纪同样是必须遵守的，不可违反的，遵守国法就是遵守党纪。董老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精辟论述，对我国法制建设，至今仍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

　　50年代末期，董老感到年事已高，担心贻误工作，几次向中央申请，不要再分配担任党和国家的具体行政职务。1959年3月，党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请，但仍希望他为党为人民分担一定的担子。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担子虽有所减轻，但他仍然勤奋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着。除参加重大国事活动外，先后到过24个省、市、自治区，视察农村、工厂、矿山、水利工程，以及学校，深入了解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及时地把了解到的情况，向党中央汇报，作为中央指导工作的参考。在晚年，他对植树造林给予了特别关注，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实施办法，为绿化祖国的宏伟目标，到处奔走呼吁，不遗余力地为子孙后代造福。他的这方面的论述，已由林业出版社编辑成书出版。

　　董老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时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他常说：“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如果不为群众服务，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他赋诗吟唱：“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他总是把自己视为人民公仆，以“配角”、“老牛”自勉。他不仅严以律己，而且对子女及亲友要求很严格，教育他们正直做人，勤奋学习和工作，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行为。建国后，家乡的亲友以为他在北京作了“大官”，便要求他帮助解决工作、升学以及购买拖拉机、钢材等等。他一律加以拒绝，并谆谆教育他们：“我受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参加国家领导，是各项政策制定的参加者，也是维护者，决不能利用职权给自己的亲属批物资”，“革命不是做官”。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崇高而伟大的一生，是闪烁着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光辉的一生，功勋卓著，历来受到党的表彰，受到人民的敬仰。正如叶剑英同志于1975年4月7日，在追悼董必武同志逝世大会上，代表党和国家作的悼词中所赞颂的：“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菊荪 吴大羽 马鸿儒 刘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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