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6日是刘亚谏格外开心的日子。这一天，法国人皮诺先生在北京宣布，将向中方捐赠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中的鼠首和兔首。刘亚谏相信，这一消息必将使许多人激动难眠。人们不能不想起英法联军炮火中的耻辱，想起十多年前，香港佳士得公然拍卖牛首、猴首和虎首铜像带来的愤慨，想起国宝漫漫归家路上的艰辛与痛楚。
　

刘亚谏介绍商代三足鼎

　　至此，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遗失的十二生肖铜像，已有牛、猴、虎、猪、马、鼠、兔等七尊兽首回到祖国。

　　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是人类社会加速发展的助推器。中国自夏末起到商、周以至春秋时期，被称为中华历史的青铜时代。在这大约1500年的历史过程中，青铜以其独特的文化属性，展现了她的灿烂辉煌。随着战国时铁器的普遍应用，青铜时代结束了，但青铜器仍不时在历史发展中闪烁着光辉。时至今日，“宝鼎”等各类青铜巨鼎或矗立于广场，或屹立于街心，或展现于机场；铜质伟人、贤达、佛陀、神仙造像比比皆是；尤其对于古老的青铜器，人们总是充满了种种神秘的宝物情结。

　　青铜器的魅力何在？我们采访了著名的学者型收藏家、鉴定家刘亚谏先生。在他看来，青铜器不仅是实用的器物，也是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物化”，一件青铜器自铸造之日起，便伴随着生命的温度，走向深广的历史。可以说，每一件古老的青铜器，都是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地图，记录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密码。

　

西周晚期盉：酒器，有盖，直口，扁圆腹，三出脊蹄足；夔龙形提梁，龙首形流，龙首张口瞠目，与流相对的一侧有镂空棱脊；器身饰夔龙纹，足饰兽面纹，盖面以四节双环链与提梁相连。

战国变形鹿纹镜


　

商代早期爵杯：饮酒器，流折处有两小柱，中部饰精美兽面纹，下腹膨出，平底，三棱形足，器壁较薄，为早期商爵之精品。

　　青铜器里的“五行”哲学

　　与古代陶瓷器、玉器、木器等其他艺术品相比，刘亚谏先生认为，青铜具备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完备性。青铜是后人叫的，春秋之前，青铜被称为“金”、“吉金”。这种“金”的生成，先是从“土”(矿石)中选料，通过“木”生“火”而把矿石冶炼为熔液体“水”，再把熔液浇铸入模范，经冷却而成铜器。在这个过程中，“五行”的互动合力，才使“吉金”得以生成。“后母戊”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微博])是最重的青铜器，达832公斤，据推测若用殷墟出土的直径80厘米的大型熔炉，则需六座熔炉同时铸造，再有两三百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成功铸造如此重器，需要有严密管理体系和高度协调能力。

　　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古老的文化学说，包含了丰富的哲学内涵，“五行”相生相克，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自古至今，青铜器所以为人们所重视，视为国之重器，且不论其采矿、设计、冶炼铸造过程工艺有多么复杂，刘亚谏先生认为，仅就以古文化的“五行”兼备而论，其他艺术品皆不可比。


　　青铜器上的家国天下

　　传说中的禹制九鼎，为稳定“九州”之鼎；后世以“问鼎中原”比喻夺取政权；以“三足鼎立”喻三国时期的对峙之势；现在人们用宝鼎祈福新世纪国泰民安。1997年，我国向联合国赠送了“世纪宝鼎”……青铜器凝聚着中国人的家国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理想的伦理秩序。

　　青铜器按用途划分为工具类、武器类、饪食器类、酒器类、水器类、乐器类、杂器类。其中最为珍贵、最有特色的是用于王朝大型祭祀、宴享活动的礼器和乐器。这些重器在祭祀中奉献于天地鬼神，在礼乐中彰显其“钟鸣鼎食”，尽显王朝气派和威风。祭祀、宴享中的容器包括了饪食、酒器、水器等，如鼎、鬲、釜、锅、豆、敦、钵、簋、尊、彝、鉴、盆、盘、缶、舜、匜等；乐器有鼓、磬、编钟、铃、钲、铎等。青铜重器象征着王权，比如大鼎，象征着立国建邦和统治权力，具有王权性。

　　“兽面乳丁纹方鼎”出土于郑州商城，此器通高100厘米，重82.4公斤，采用多范分铸法铸成，器壁上部及四足各饰兽面纹，下部及两侧均饰乳丁纹，造型准确美观，反映了商前期的青铜铸造水平。此器出土于窖藏，其中青铜器放置井然有序，十分从容，具有一些反映祭祀活动的遗迹存在，因此推测这是王室祭祀重器。

　　在青铜时代，由于青铜稀缺而珍贵，除王室之外，就是贵族使用。日常生活中，平民也有一些简单的工具和饰品，但珍贵之器、装饰精美之器，皆为贵族拥有。按等级使用青铜器，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定，乃为秩序性，如西周后期有列鼎而食的列鼎制度。“列鼎”是指一列鼎的器型、纹饰相同，但大小有别，按大小有序排列。如列鼎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不按规定享用，为僭越礼制。


　　古老的信仰

　　刘先生认为，青铜器为王者之器、贵族之器，表现着庙堂、王权、秩序的神秘、庄严和威猛，表现着列国图腾和吉祥意味。这体现在青铜器的造型和图案上，表现在其整体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铜器的神秘，后母戊鼎的庄严，饕餮纹、夔龙纹的威猛狞厉，兽类的图腾以及凤鸟纹、鹿纹、摇钱树的吉祥祈福，无不体现着青铜器所蕴含的独特文化符号。这些象征形象的背后，是先人们对大自然未知力量的敬畏，是他们朴素的信仰。

　　如商后期“人面纹方鼎”(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微博])，1959年出土于湖南，器腹四面各高浮雕一人面，脸型方圆，宽嘴，双目圆视，双眉下弯，形象极奇异、神秘，使人望而生畏。腹内壁铸铭文“大禾”两字，字体宏伟有力。此器应是祭天祈求收获的祭器，对于研究商代人文思想及祭祀风俗和审美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再如“战国兽足鼎”，敞口，立耳斜置，浅腹，平底，三兽足。器身饰蟠虺纹，足饰兽面纹，兽爪雄健有力，威猛形象，器型庄重，工艺精湛，气势不凡。


　　不朽的“史书”

　　在印刷术远未兴起之前，青铜器以金刚不朽之躯，保存了中国古老的文字——“钟鼎文”，又称“金文”。商代铭文较少，多不过几十字，周代长铭不乏上百字的，铭文最长的为毛公鼎，共有497字。青铜铭文的功能和内容包括族徽、祭祀、征伐、赏赐、策命、约记、颂辞等，是可靠的文字考古资料，说明了许多历史疑难问题。在书体风格方面，商后期、周前期多用中间肥而首尾出锋的波磔体，显得典雅秀美；周代后期的厉、宣王时，铭文排列整齐、字体严谨精致，竖笔上下等粗，称为“玉柱体”，书法与铸造精到成熟，为研究金文书法者所喜爱；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铜器铭文多种多样，文体多用韵文，出现了“错金书”，吴越地区还出现了文字盘旋曲折的鸟虫形，称为“鸟虫书”，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青铜文化里的百姓人生

　　如今，青铜时代虽然过去了，但青铜器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延续下来，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更加广阔的民间。随着青铜器走下庙堂，走进生活，伴随着世俗的烟火，青铜器上延续着更多生命的痕迹。比如历史悠久的铜镜，延续到清代，直到玻璃镜普及之后才消失。刘先生收藏青铜器是从铜镜开始的，他认为各朝各代的铜镜，蕴含着岁月的沧桑变化，包含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既反映了汉唐盛世的风土人情，也折射着宋元明清的世事更迭。其中有才子佳人的风流，白发皓首的感叹，闺阁春深的幽怨，明镜高悬的威仪，也有风月宝鉴的倩影，充满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历朝历代的铜钱，流通于千家万户；铜质造像数量超过任何质地的造像，至今流行不衰；铜制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并逐渐平民化，许多吉祥喜庆的造型和图案也为人们所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