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特殊朝代，从通史的角度看，这几个朝代较之其他朝代研究得并不深入，尚有许多重大的未解之谜，以至充满了神秘色彩。在银川西夏王陵前，在辽金旧地东北、内蒙，我曾怅惘过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以至王朝更迭充满阴谋场面的遐想。但是遐想并不能弥补真实历史资料的缺失。

　　至于钱币史，这三个朝代今天看来更有着许多断层与盲点。从上世纪至今，所有钱币著作和收藏者目光所集中的不外是“五笔正隆”、“四笔正隆”、“泰和重宝”的老版、新版，“会同通宝”是不是“重熙通宝”改刻，“贞观宝钱”的存世量等等。这三个朝代的年号钱币也仅限于历代钱谱所标注的有限数量。但今天，随着东北工业重新振兴，内蒙、陕北石油天然气的大量开发，这三朝旧地一些区域也由不毛之地变得高楼林立、高速公路纵横，大兴土木的程度可谓翻天覆地。在这些昔日沉睡的土地上，三朝的钱币出土量巨增，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辽、金、西夏钱币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钱币学者们和收藏者们对眼前呈现的局面议论纷纷，歧见丛生。

　　这些新品种的出现，究竟是过去不为人们所了解的历史真实的遗存，还是有人因经济利益驱动而伪造的赝品？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说实在的，当我第一次在郑州看到“天眷元宝”折二实物时，我非常犹豫。“天眷元宝”是金代大名誉品，钱谱有文记载而无图称之为孤品，既是孤品，何来第二枚？虽然锈色、包浆、书法等均看不出明显疑点，但我仍然未置可否。但是接着出现了“金国通宝”、“收国通宝”“甘露元宝”等。过去常说的“西夏无大钱”也被突破，在宁夏博物馆我看到一枚出土的西夏折三钱。而辽国钱币中，又出现了不少的新品，如“乾统元宝”金质折十契丹文钱，“天显通宝”镇库钱，“大辽国宝”金质钱，“天行太平”契丹文特大型镇库钱。想起十年前，我在一位老藏家的藏品中看到一枚“清宁元宝”折十钱，曾因为旧谱未见而疑为赝品。在这么多新品种面前，我忽然觉得单凭经验直觉判断的方法真需深思了。

　　正当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时，接触到一些来自东北、内蒙等生活在辽、金、西夏故地的泉友，他们既非钱商、又不是为经济利益驱动的发财梦想者，而是完全出于研究或爱好的人。他们客观地陈述了这些钱币的出土及流传情况，并阐述了对一些争议的看法，对我很有启发。据我所知，目前最主要的争议为两点：一是这三朝新面世的钱币，旧钱谱没有记载；二是锈色包浆的差异。

　　旧谱无记载的钱，引起大家的非议，当然是有理由的。因为从清末、民国至今，一些钱商为牟利而臆造的所谓出谱的赝品，可谓多矣，但也不能因此而将旧谱无载的钱币一概否定，而应当通过客观慎重的研究考证，作出结论。如马定祥先生对“飞龙进宝”的考证，罗伯昭先生对“建国通宝”的考证，孙仲汇先生对“窗国通宝”的考证，不必一一枚举，何况“收国”、“甘露”为有据可查的金代年号，并非臆造。更不必说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二十四史“食货志”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铸造钱币的实况详情忽略失载也是不足为奇的。

　　所以在今日东北、内蒙等边陲地区出土文物史无前例大增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对此持以既不囿于前人旧著、又不草率全盘肯定的态度。

　　至于钱币锈色包浆问题，传统的看法，以生坑绿锈、水银古、传世古及锈色是否生根等为依据，这当然是数百年来玩家积累的宝贵经验，但对浩瀚的内蒙沙漠地区，较旱少雨地带及罐窖藏之品，锈色差异亦有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