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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通俗演义》(原题《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所写的一部历史小说，也是我国小说史上的著名作品之一。它在今天不仅可供一般读者的阅读，而且是研究我国小说史的一种重要资料。自清初以来，由于毛纶、毛宗岗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罗氏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到注意，有少数研究工作者甚至把毛本《三国演义》作为研究罗贯中及其创作的依据，或把《三国演义》中表现毛氏父子观点的部分作为元末明初的社会现象来加以研究。所以，重印《三国志通俗演义》，使更多的读者能够得到这部书，显然是一项有益的工作。
一
自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各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为了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当时就出现了不少有关的历史著作。晋人陈寿所编的《三国志》则是一部系统地记述三国史事的专著。南朝宋裴松之为它作注，又征引了汉末和三国以来的许多史籍，保存了大量史料。这些史书，为后来民间文艺中的三国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国故事很早就在民间流传。从唐代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来看，可能当时已有演述三国故事者，但因文献不足，详情无从考知。到了宋代，随着“说话”艺术的盛行，三国故事流传更广，并出现了专说“三分”(即三国)的著名艺人。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可能就是“说话”人的底本。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还被大量搬上舞台，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剧目多达四十余种。总之，由于在民间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得到不断加工和再创造，三国故事就更趋丰富，某些人物形象己塑造得相当丰满(例如，关汉卿杂剧《关大王单刀会》中的关羽，就是塑造得很出色的艺术形象)。罗贯中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这部小说在思想内容与艺术性上都有者自己的特点和成就。就思想内容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体、形象地描绘了三国时期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丑恶和虚伪，反映了人民的灾难和痛苦，从而有其不可忽视的认识意义。
“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确实，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黄巾起义被镇压、董卓专权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彼此争夺权力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战祸连绵不断，随之而来的是对人民群众极其野蛮、疯狂的迫害与屠杀。董卓迁都长安、李傕郭汜之乱、曹操攻徐州、马超屠历城，……封建统治阶级制造了多少个惨绝人寰的浩劫！
在反映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的同时，作品以主要篇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各统治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纵横捭阖，反复无常。一会儿曹操和袁绍联合讨伐董卓，一会儿曹操与哀绍争战不已；今天曹操结纳刘备，明天又把刘备当作逆贼；有时蜀吴联盟抗曹，有时蜀吴又混战一场。而且，即使在彼此联合时，也仍然各怀杀机；即使在至亲骨肉之间，也玩弄权术，甚至互相残杀。
《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反映这一切时，虽有不少艺术虚构，但其基本情节却大部分是以史书记载为依据的，正如章学诚在《丙辰札记》所述，此书“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也正因此，此书曾对传播三国历史知识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在旧社会，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没有可能去读陈寿《三国志》一类的史籍，而由于此书(包括据此编写的戏曲、平话)的广泛流传，下层人民对三国历史的了解远远超出对其他时代历史的了解。当然，在这方面也有弊病；它的一些虚构的故事经常被误认为历史事实(例如清代诗人王士禛有《落风坡用庞士元》之作)。但就大体来说，它在普及历史知识上还是利多于弊的。特别是：在三国时期发生了许多战争，其中并包括好些著名战役，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作品对这一切都写得很具体、生动，从而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又传播了军事知识。这对于农民起义军学习战略、战术也曾起过积极作用。清刘銮《五石瓠》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污蔑太平天国革命的《贼情汇纂》中也说：“‘贼’之诡汁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
但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存在着不少封建糟粕。首先，书中大力鼓吹忠义等封建伦理观念，塑造了—大批“忠臣义士”的形象，既有忠于汉献帝而反对曹操的董承、吉平，又有忠于曹魏的庞德、王经；既有忠于刘璋而反对刘备的王累、张任，又有忠于刘备的关羽等人。总之，无论他的主子是谁，只要为其主子效死，就被作为“忠臣义士”来赞扬，尤其是关羽，更被视为“忠义”的典范，受到作者的尽情歌颂。这种描写，实际上是引导读者全忠尽义，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旧时曾起过相当有害的作用。其次，书中还表现出宿命论观念和迷信思想，如孔明禳星、关羽索命之类，不一而足。此外，书中还把黄巾起义军诬蔑为“贼”。这些封建、荒诞的东西，都是在阅读时应该进行批判的。
二
除了思想内容以外，《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性上出有其特点和成就。
在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象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黄忠、周瑜、司马懿、吕布等等，都是长时期来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作者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当然有种种原因。这里只想就下列两点稍加说明。
其一，作者写人物虽参照史实，但又不为史实所限制，而是根据人物的基本精神面貌和生活的逻辑，对史书中的材料加以增删，使其性格更加丰富、完整、鲜明、生动。凡是作品中成功的艺术形象在塑造时都贯彻了这一原则。例如，作品写曹操谋刺董卓未成，亡命东行，于途中误杀吕伯奢一家，后又故意把吕伯奢杀死，就非常能表现他的性格特征。如果袭用旧的评语，把曹操称为“奸雄”，那么，其性格中“雄”的一面和“奸”的一面，在这整个过程里部被描绘得维妙维肖，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核以史籍所载，刺董卓的事纯属虚构，杀吕伯奢一节也与事实不尽相符(据《三国志注》引《世语》、《杂记》，他杀吕伯奢是出于误会)，这都说明作者并不为史料所限制。然而，曹操确实反对董卓，所以作品所虚构的谋刺童卓的情节与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又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这故事中所体现的他的志节慷慨、胆略出众，跟历史上的曹操的雄才大略更是密合无间。同时，历史上的曹操也确有残忍、自私的一面。倘若他在发现自己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以后，又与伯奢迎面相逢，按照他的后一种性格特点，他当然不会留下吕伯奢而给自己造成巨大威胁，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作品的这种艺术处理也是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和生活逻辑的。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艺术加工，曹操的性格特征才表现得如此清晰和深刻。
其二，作者写人物时，能够注意到形象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当然，作者对人物有自己的爱憎和评价，但并不采用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来描写人物以表示其爱憎、褒贬；在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的前提下，也刻划出次要的、甚至与之相反的东西。因此，人物的性格往往是矛盾的统一，人物并不是作者按照某种主观观念演绎出来的傀儡。
在作品中，曹操曾遭受到作者的不少批判，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加以丑化，而是按照历史的真实，也着力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其他的长处，甚至还虚构了诸如谋刺董卓一类的情节来突出他的志节和胆略；而这些又跟他的残忍、狠毒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相反相成。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既不是“好恶”这一概念的图解，也不是“好恶”与“雄才大略”这两个概念的混合物的图解，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至于作品中最受赞扬的人物恐怕要数关羽了。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但是，书中也根据历史的真实，有意识地描写并渲染了关羽的骄横与刚愎自用。例如，据《三国志·关羽传》，马超投刘备后，“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回信说马超不及关羽。但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写成关羽于马超投降后，派关平来对刘备说：“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孟起(马超字)比试高低”，搞得刘备十分紧张；孔明作书发付关乎星夜回到荆州，信中说马超不及关羽，关羽“遂无入蜀之意”。(《刘玄德平定益州》)这就不仅更突出了他的“护前”，而且显示出了他的目空一切和不识大体。作者并不因为关羽是他所要赞美的人物，就不顾生活真实地使之成为毫无缺点的完人，反而以虚构的情节把这一缺点表现得更加鲜明，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骄傲和不识大体本来就是历史上关羽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他后来的失荆州和被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缺点恶性发展的结果；掩盖了这一点，关羽的性格发展和结局就会显得虚假、不可信。而正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并不采取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我们所看到的关羽，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义勇”而又颇有点骄横与刚愎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非“义勇”这一概念的演绎。
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善于运用夸张、烘托和对比，常以反复渲染来深化人物性格，写人物多以粗笔勾勒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构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成就的其他几个方面，是：结构宏伟，组织严密；故事情节错综多变，引人入胜；描绘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波澜壮阔；长于摹写战争。特别是最后一点，其成就与我国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相比是较为突出的。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作者都能把双方力量的对比、彼此的方略、战前的准备、战争的进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原因、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精神面貌及其作用，叙述得极其生动、具体而又极为精炼，同时把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表现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至于许多规模较小的战争，如濮阳之战、宛城之战等等，也都各具特色，从无雷同之感。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
对于小说史研究工作来说，这部书还有一些值得重视之处。
首先，它可能有助于确定罗贯中的时代及其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间。
罗贯中到底是什么时代人，明朝人本就众说纷纭，有说南宋的，有说元的，也有说明的。一般认为《续录鬼簿》之说铰为可信：“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竞不知其所终。”但即使依据此条，也只能知道他于元末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还活着，至于他在那一年是几岁，仍然无从知道。一般说来，一个人能括到八九十岁就很不容易了，《续录鬼簿》的作者在至正甲辰后至少又活了六十年，则他在甲辰年最多三十左右；同时，一个人到能够成为比自己年岁大得多的人的“忘年交”，一般总要在成年之时，也即二十左右，而从“甲辰复会”语来看，两人在这之前已经是朋友，并且已经分别过一段时期，则甲辰年《续录鬼簿》作者至少要二十几岁了。换言之，他在该年应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他跟罗贯中既是“忘年交”，至少应相差十几岁，多则可相差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年龄相差越大，越说明两人相交之“忘年”。因此罗贯中在一三六四年少则四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岁。一般假定其生卒为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年，实是一个跟他的实际生卒年也许会相差几十年的假定。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底写于元末还是写于明初，更是一个尚未弄清楚的问题。一般文学史著作都把它作为“明代文学”来叙述，其实也只是一个尚无证据的假定。
但是，此书中的“今地名”，也许会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原来，书中在提到地名时，有时在其下注有小字，说明三国时的这些地方为“今时”何地。已经有同志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认为从“今地名”中可以知道此书断限“不会晚于元末明初”。我们感到：从“今地名”来研究其成书时代是很有见解的，但所得结论似过于谨慎。因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如卷十一《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武陵郡，注云：“今属鼎州。”鼎州系宋地名)，都系元代地名。其尤重要者，如卷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提到琅琊郡，注云：“琅琊，今益都路沂州。”卷十一《谙葛亮傍略四郡》提到桂阳郡，注云：“今属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同卷《孙仲谋合淝大战》提到荆州，注云：“古之荆州，即今峡州是也，后以江陵为荆州郡。”
据《元史·地理志》：“益都路：沂州，唐初改为琅琊郡，后仍为沂州，……”至明代则将益都路改为青州府，而以沂州改属兖州府，见《明史·地理志》。故《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说“今益都路沂州’正是元代情况，而非明代情况。
《元史·地理志》：“郴州路，唐改桂阳郡为郴州，至元十四年改郴州路总管府。”又云：“桂阳路，唐郴州，宋升桂阳军，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抚司，十四年升桂阳路总管府。”桂阳郡至唐改为郴州，至元代又把它分为郴州路和桂阳路。故《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云桂阳郡“今届郴州，尚有桂阳路之名”，正指元代这种情况。
《元史·地理志》又云：“峡州路，…领县四：夷陵、宜都、长阳、远安。”明废峡州，此四县皆归荆州府，见《明史·地理志》。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说的“即今峡州”，显指元代峡州路。
为什么这三条特别值得注意呢?因为某一个小地方改用新地名时，非当他的人未必立即知道，有时也会发生误以故地名为“今地名”的情况。然而，“路”是元代普遍使用的一种行政区划，至明代“路”这个行政区划全都被废除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生活在当时的人不可能不如道。所以，在明代所写的作品绝不可能再把某某路作为“今地名”。而《三国志通俗演义》还在把益都路、桂阳路作为“今地名”，其写作当至迟在元末而非明代建国以后。至于“今属郴州”、“今峡州”，也显然是郴州路、峡州路的简称，同样可证其至迟写于元末(至于“古之荆州，即今峡州是也”云云是不确的。这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无关，此不赘论)。
假如上述推断能够成立，那么，还有以下几条也值得注意：一、卷十一《诸葛亮傍略四郡》提到长沙郡，注：“今属潭州。”二、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提到公安，注：“今届江陵管下县治。”三、卷十三《曹操兴兵下江南》提到建业，注云：“今时建康，古名秣陵，孙权时名建业。”据《元史·文宗纪二》：天历二年(一三二九)，“改潜邸所幸诸路，名建康曰集庆，江陵曰中兴，琼州曰建宁，漳州曰天临。”原来在一三二八年元皇室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帝位的、规模很大的内乱，兵祸波及于四行省，征调所及者尚不在内；其后文宗战胜，为了庆贺，遂有此更改地名之举。虽然所改的地名只是四个路，但这次事件却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当时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又，《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十一《诸葛亮二气周瑜》提到拖蓬船，有云：“此船极快，两浙人呼刳子船，淮南呼艇船。”知罗贯中曾活动于两浙及淮南一带，故对于当地的舟船及方言颇为熟悉，则对于该地附近的建康改名为集庆，更不容不知。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倘若可以这样理解，则《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之前；假如他其时为三十岁以上，则于至正甲辰(一三六四)与《续录鬼簿》作者复会时当在六十五岁以上。这样的假定，跟《续录鬼簿》的记述倒也似乎并无矛盾，若在一三六四年时，一个二十几岁，一个六十五岁以上，那自然是“忘年交”了。同时，罗贯中当时既已如此高龄，当然不可能再话六十年，所以《续录鬼簿》说：“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
其次，此书有助于准确分析罗贯中的思路，澄清某些误解。
如上所述，清代以来由于毛纶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的流行，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人注意，有少数研究工作者甚至把毛本《三国演义》作为研究罗贯中思想的依据，从而造成了某些误解。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罗贯中从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味丑诋曹操，极意美化刘备。但在实际上，这恐怕是把《三国演义》中所体现出来的毛纶、毛宗岗的思想，与罗贯中的思想混淆起来了的缘故。
在毛本《三国演义》中，曹操确实被骂得一塌糊涂。而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曹操虽有许多批判，却也不乏赞美之词。例如，曹操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时，作者是这样介绍的：“为首闪出一个好英族，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刘玄德斩寇立功》)对他的热情赞扬大大超过对他的批判。因此毛氏父子很看不惯，就把这一段文字缩为冷冰冰的三句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又如，罗贯中在《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中，不仅引了裴松之的评语和“宋贤”的诗来赞美曹操，而且还进一步加以阐发：“此言曹公平生好处，为不杀玄德，不追关公也，因此可见得曹操有宽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而这一切，又都被毛本删去了。再如，《曹操乌巢烧粮草》写曹操把其部下私通袁绍的书信统统烧毁，并引“史官”之诗加以赞美：“史官有诗曰：‘尽把私书火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而得天下也。”“史官”以下，也都被毛本删掉了。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罗贯中并不想掩盖曹操的“好处”，对这些“好处”也并不吝惜赞美之词。在塑造曹操的形象时，同样贯彻了这一原则。凡是史料上所有的、能够显示出曹操“好处”的事迹，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都加以描写，有些并作了艺术夸张；同时，他还以一些虚构的情节来赞扬曹操。试以曹操破下邳、杀陈宫事为例。据罗贯中描写，下邳一破，曹操就“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及见到被擒的陈宫，曹操并不想杀他，陈宫却说：“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甘心也。”尽管“操有留恋之心”，陈宫却决意一死，于是，“操与从者曰：‘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思养，怠慢者斩’后曹公养其母，嫁其女，待之甚厚，此乃曹公之德也。”(《白门曹操斩吕布》)这里所写的“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在史料上没有依据，是作者的虚构。对待陈官及其家属一节，虽本于《三国志·魏志·吕布传》及《注》所引《典略》，但作了艺术夸张：史料上并无曹操把陈宫家属送回他自己府中“恩养”的记载，也并无“怠慢者斩”的那个命令。而在毛本中，“操差人入城，不许劫掠良民”两句，被删掉了；“后曹公养其母”等句也被删掉了；“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吾府中恩养”，改为“即送公台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不但事情本身与原来所写的颇有区别，连下句“怠慢者斩”的意思也定了样(原意是说，他不仅要把陈宫家属留在自己家中“恩养”，而且不许家中人对他们稍有“怠慢”)。很显然，经过毛本这样一改，罗贯中原来所要表现的曹操的“好处”，有的被根本抹煞，有的被大大削弱了。
至于对刘备，罗贯中虽然颇多赞美之词，但其实也还是把他当作“枭雄”来写的。不但史料中当时人指斥刘备为“枭雄”一类的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基本上保留着，有时作者甚至自己出面来加以评述，如《云长延津诛文丑》中，写关羽斩文丑后，袁绍欲杀刘备，备以言自解，作者评云：“此是玄德极枭雄处。”可见他认为刘备还不是一般的“枭雄”，而是“极枭雄”。在《刘玄德败走夏口》中，关羽提起昔日欲杀曹操而为刘备所阻之事，说：当时“若从吾意，可无今日”。刘备回答道：“此时亦为国家惜耳，若天道辅正，安知不为福也！”接着，罗贯中就引用裴松之之论，指出刘备的回答并非真话，实际上也就显示了：即使对所谓义同生死、情如骨肉的关羽，刘备也没有忘记耍弄权术，和“极枭雄”之类的评语可以互参。但此类描述，在毛本中都被删改了。
再就《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现来看：例如，他在荆州被曹操打败后，派诸葛亮去联合东吴，共拒曹操，诸葛亮提出：俏曹操失败，就乘势夺回荆州；倘曹操胜利，就乘机夺取东吴。刘备对此大为赞同，说是：“此论甚高。”又如，刘备在入蜀之前，已在荆州与张松深相结纳，并以言语相挑，使张松献出了蜀中地理图，然后与张松立下誓约：“他日事成，必当厚报。”明白地表示了他欲图刘璋、取西川的决心。他这种蓄意结纳张松以图刘璋的行为，跟他一面与孙权同盟抗曹、一面却想乘机夺取东吴的筹画一样，都不是所谓“忠厚长者”做的事，而是“枭雄”本色。而且，正因作者在事前就淋漓尽致地写了他与张松的这一番勾结，所以，后来法正、庞统劝刘备图蜀时，刘备的几次推托，就都显得是故意做作。还应补充指出：这里所述及的两件事，前一件纯系虚构，后一件也基本是虚构。
因此，就毛本而论，固然可说是从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一味丑诋曹操，极意美化刘备，但这能不能概括罗贯中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的指导思想，却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当然，即使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来看，作者在总的方面也是对曹操的否定远过于对他的赞许，而对刘备则作了许多肯定甚至有所美化。但是，书中的称赞刘备，主要在于他的“仁德”，而如上所述，作者对曹操的“仁德”之处也是同样称赞的，并不因为一个是“正统”、一个非“正统”而有所轩轾。那么，书中之所以对刘备着重于褒而对曹操偏重于贬，恐怕是现有史料中刘备事迹可与“仁德”挂起钩来的比较多，而曹操则此类事迹较少、与之相反的事迹却比较多的缘故。换言之，作者对曹、刘态度的不同，主要似还不在于封建正统思想，而在于追慕“仁德”的政治观念。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塑造这两个形象时没有体现出封建正统思想，而只是想说明他在这方面与毛氏父子的区别。
总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思想上与毛本《三国演义》是很有些不同之处，值得认真研究的。也正因此，本书的重印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文艺读物，而且也符合小说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
章培恒 马美信
一九七九午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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