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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记

 

文/边芹 来源:观察者网 2013年08月20日
 

  

  【前言】 这个故事是2011年末为我的文学专栏撰写的,被编辑枪毙了,再也没有面世。如果编辑只以文学作剪刀,我是接受的,何处无规无法呢?如果是编辑也无奈的“上面”出于国家利益不待见这么一纸故事,我也不会多抱怨,我这人有一条底线:不与外人谋。但这都不是此文被枪毙的缘由。我其实很知趣,知道自己在与什么时代打交道,像《我爱你》这样的作品是不敢投过去的,现在写这种东西在文坛恐怕比1970年的“走资派”还要拂逆同类。但即便是事先经过自我审查,也保不住时而斗胆平视甚或俯视通向“天堂”的阶梯,每出此类“错误”,必撞上铁壁铜墙,只能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几年来,我从编辑对待诸文的三种态──欣赏、容忍、拒稿,摸到一条线,我也不知应怎么称呼这条线,但这条线的的确确是存在的,而且难以逾越。应该承认编辑部还是赏识我的,否则不会有此专栏,但就是一碰这条线,就像踩了雷管一样。伤了数次后,我才一点点悟到线的存在,以及它大致圈划在哪里。这也不是一两个人的线,而是一个荒唐时代的线,每一个荒唐时代都有其不可理喻的线,碰不得。时过境迁,人们回头会称之为时代的悲剧。时代悲剧往往是时代中人当喜剧上演的,不笑的人皆为反角。这篇故事其实是一代人的故事,一代实际失败却被视为高度成功者的故事,在一个拼死抵抗到墙角、忽然响起解散的哨音、慌不择路、丢盔卸甲、失魂落魄、溃不成军的社会。那一场得利者的大奔逃,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逃跑者,他们不是不得不逃的亡命徒,而是得便宜、领了跑的盘缠的。由此也折射那些住在大厦好位子上、却整日盼望着最先搬走的人。当时编辑部给我的拒稿理由是恐犯众怒,看样子我是下手狠了点,不留情地点出了一个时代的荒谬。所谓“犯众怒”,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没说到点子上或有背于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潮;一种是说到了疼处,是一个时代拒绝看到或尚未意识到的。那么《离岸记》属于哪一种,读者可以评判,或留给时间去评判。总要有人说出皇帝是没穿衣服的,这个皇帝不是早就被放在审判席上的皇帝,而是坐在人人艳羡的宝座上的主儿。如果我下笔无情,请千万别往知识阶层对工农的优越感这个方向误读,而是我对历史夹缝中那群占便宜的“反叛者”的凝视。

  

   
  1984年历史系毕业生胡超美,靠政治表现和由记忆力撑垫的文科底子,考取公费留学,来京接受走前培训。政治表现是个绕开了品性的概念,犹如一团拉面,可随抻扯的手变换形状,颇似鱼龙混珠的竞赛。

  这是他人生折子戏中的一折,最精彩的。那时候窜到这等风水宝地作了公家人,身边就如配备了秘书,一切都流水线似地安排好了,且不必自掏腰包。享用过这条流水线的人,后来时风一转记住的不是免费服务而是少了花钱的自由,卑贱是只能以更卑贱的去交换的。走到一个山顶,他以为能力超群,其实这些能力加在一起,并无其他,就是考试的本事,而本事下面也无其他,只是记忆力比森林里的其他人长出了一头。但他看不到林子与一棵树的关系,一揽众山小的气势一时饱窜于胸,全想不到凭雕虫小技走到这个拐角,是山的巅峰,停下来就是选择了高原,有相当辽阔的高地维持能力狭窄的他不坠落,走下去则是陡壁,坠崖是不可避免的。

  但凭小技能赚得历史大便宜的人,不会停在智慧的崖畔,一定要折腾的,他们是最看不到自己卒子命运的那群人。1984年是大厦倾斜、外壳尚纹丝不动的年代,四散奔逃的,多是占了楼内好座次的人。他大三曾进京游玩,正赶上展览馆办一个国际展,那会儿物质的诱惑在省城还没有直接的洋味,要到都市才切肤抽心地折磨人。崇洋就像一口气,从十九世纪吸进,到打得血喷肉溅屏住,却并没有吸完,血一干,庞大鼓风机下,没断的气愈吸得每一个肺片都张开了。他去了展览馆,看见外国公司散发装广告的彩色塑料袋,引得群蚁奔忙,他当然也不让先,披风斩浪夺下几只。结伴的同学见他满头大汗、如获至宝,就说:“不就是几只盛物的袋子吗?”他指着袋上的漂亮图案,恨恨地说:“我看到的不是几只袋子!”

  这种事也没什么好争的,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并不是存在而是视觉决定了方向。在某些历史转折点,几只塑料袋就已经圈定了无边无际的失败者队列,谁能想到那年头价值毫厘的东西,都能把人分遣到几块大陆,连千年锁定的血脉一夜间都缝接到另一文明的血管上,要是几百年前,那是一场死战、奇耻大辱才能决定的事。欲望的河流一开闸,必定跟着诱惑者流淌,冲到哪里,被卷裹的人是掌控不住的。

  那天他抱着三、四只抢来的塑料袋,连同里面的商品广告,开始了梦游。财富作为新的梦想起动器,如尖兵攻入乱阵,三下五除二就收拾了残局。其实走到眼下这一步已在梦里,但梦里人看得见的常常是梦外的自己。平民得便宜,立刻会把得到的视为理所当然,平等之妾身即源于人性之忘恩负义。

  他祖上数得着的几辈代代面朝黄土,贫贱的网没漏掉一条鱼。河南那块地方,住在地上的人和埋在地下的文明已无多少干系;家族再远,移自哪里也无籍可查。只读过小学的父亲1947年被国军抓壮丁,几个月后枪没摸热,就被共军俘虏。解放军对农家子弟宽怀大量,灌了几顿革命汤就要放他走,还发了路费。他墨水不及胸,但也不恋锄头,这就几头都不用担待,是作变色龙的胚子,审时度势形若本能;心想乱世到哪里不是活,能打赢的军队是要做主子的。这念头穿颅过心,他留下没走。脉还真掐准了,没有这一念之差,1984年胡超美几乎百分之百不会站在三里屯,身揣三份证明:大学毕业证书、公费留学证明和高达两万多法郎的旅行支票。这张支票曾令刚接过的手火烧火撩,那一排阿拉伯数字需要多少外贸工人一分一厘积攒,被这价值悬崖瞬间送到山顶的人,连意识的间歇都没有。

  虽文疏墨浅,投奔革命也毛发未损,但统治者还真没亏待灵活应变的老胡,五十年代末,退伍军人转业到大城市一所中学作政工干部。就这么十年一转身,从农民变成了秀才。超美还没出生,投生路上已落下从天而降的馅饼。他是父亲与学校语文老师结合的果实,母亲是城市闺秀,那年头这种血缘的社会晋升是暗层的,表层反倒是女教师沾了转业军人的光。父亲见到女教师前,订了亲,邻村女子他也见过,五官齐整,但与江南城里浸过十几年墨水的女人比,就有光年的距离,他又毫不犹豫地挑了上风上水。

  1961年超美降生,命运其实早有了好几个拐点作铺垫,没有那场内战,父亲不娶邻村女子的机率为零,血缘不会有那么合算的交错,也不会生来就掉进教育的白米缸。如果有一只手能追回去,把1947年父亲被强征入伍的那一天用橡皮擦掉,文章的这条线索一个字都写不下去,他不是他,不是他的他会走出怎样的命线,也难有悬念。被这么多偶然堆砌的生命,倒往往体味不到一路的天佑神助。灾变最容易造就的不是两头撕扯的人,而是夹在中间浑浑沌沌、但随时改变形态和方向的人。

  超美在京城住下,从末世的三里屯大街,眺望墙那边,心里只有一个欲望,进入彼岸。他申请法国签证,递材料时窗口那边的眼神告诉他,站到这里的他,前面的命一钱不值,将随这个窗口一笔勾销。他此生没有比这一刻对他人的眼神这般心领神会,简直可以追随那一对寒冰化成晶液,溶进去直到消失,好似十牛九马拉着他非要把“一钱不值”实践到底。英文底子薄,他便有了曲线救己的路线,线路上的头几站都是十九世纪打劫自家毫不留情的国度。钱这个新上帝把朝拜的庙堂设在哪里,人就是冲向那里的洪水猛兽,什么都挡不住。

  那天他吃冷眼后,忐忑不安地在三里屯游荡。看到每一个高鼻凹眼,心都抽一下,那双逃犯的眼睛看出去,不讲中文的都是神仙。卑贱感经过百年陈酿,其间又开过瓶,吸进大量氧,再用新塞封上,已经醇厚得化不开了。当此之时,它们像微而不见的噬肉菌将他之为他的历史一一吞噬,再以惊人的力量重新堆建出站在法国使馆大门外引颈乞望的他。在凄厉的西北风中,他看不见重新塑造了他的是这玩艺,被诱惑牵到此等绝地的他,在难以穿越的边界前,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悄悄地吞掉他、并取代他的卑贱。全身皮囊被掏空只剩下卑贱感的人,是上足了发条不舞到底不罢休的人,只不过上发条的不是自己。这种时候让他葡伏在地,只要给他一张通行证,他都是愿意的。一场大战刚结束,在尸横遍野的战壕间只想重新站队的奔逃者,就像不幸砸碎撒了一地的水银珠,东奔西窜,却不会错过目标:跟着权力的重心流动。

  老胡施压是家里饭桌上经久不息的节目:同事的儿子去了不列颠,战友的女儿嫁了美国佬,隔三岔五就上演一幕自家编剧、导演的喜剧。单口相声一开播,超美若从饭菜上抬起头,总躲不过老胡身后镶在镜框里的一张黑白小照:父亲站在一辆缴获来的美制坦克上,露出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最夸张的笑容。

  目光与影像衔接的刹那,一个念头会一闪而过:既然战友千金与老美杂婚如斯庆事,当年何必那么兴奋地踩着人家的坦克。但每次念头都收在牙缝间,因为那是老胡生平第一张照片,宝贝似地从未离开家里的墙。被战乱一把拔出土地的老胡,由统治者宠幸地插在城市的温室里,以为能培育出体己的枝干;没想到拔得太快的苗,到哪里都只是蔓生,挪地换摊一步一个算计。改朝换代时,常会催生一大群逐鹿犬,并不在乎追的是什么猎物,对主人的态度取决于谁来放置诱饵。文革中,他受老婆牵连,挨了几场批斗,倒也因祸得福。这不,1977年后他又多了个头衔:受害者。不但分房子多拿了二十平,半吊子秀才还因为这道光环,认准自己是遭新朝迫害的儒生,把得到的便宜全变成讨债的理由。以致后来超美到了法国,因为那边的人乐祸幸灾,便动不动搬出“大儒”挨批的闹剧,赚了一把同情者,读学位、办身份都捞了便利。

  八百元置装费他没用完,两百元买了一套灰色隐格涤毛西服,领带另加三十块。全毛料四百块,店家说缝一个商标,中国牌子不加钱,钉外国牌子加五十,全毛料缝外国牌子则要加一百。他看了,就是指头粗细的小布条,不同的是汉字或字母,加一百差不多再买一套,于是他挑了外国牌子,但要了混纺料。

  付完钱,他去取货,下到一条飘着饭菜味、满是热开水蒸气的走廊,走道两边两扇敞开的门,横着两个腰腿粗壮、脸盘下宽上窄的燕京女人,捧着白铝饭盒,边吃边聊,见他过来,话头嘎然而止,一边嚼食,一边用蒙古种特有的凶悍目光滴汁不漏地审视他。他眼睑一垂,避开四只“鹰犬”。大概像他这样走到这下面取新衣的,多是要逃的人,女人们的嗅觉是很灵的。他手里捏着提货的单子,目不斜视地走过去,但两个女人的目光烙铁一样灼热地追在后面,他感到背部一阵刺痛。

  只隔了一代,他已经与根生土长的糊口之人拉开了距离,他这类占尽供给社会针头线脑的好处、离土离本食洋亦不化的革命后代,浑身上下立得起来的就是一连串偶然得来的便宜,拆开细看,空空荡荡。他荡漾在与根部众生的距离中,看不到那中间是什么:那是近二十年的免费学堂培育出的优越感,因为债无主,每一分都可折换成背离;那是不必用一双手挣下一餐饭的人多得的廉耻感,经常跟自尊心浑搅不明,看起来硬壳一般,其实只是一张皮,任何利益都能将其戳穿;那是毛皮在余足中充分成长,躲开了大自然的砺害,随着保护层的增加而骗得的一份尊贵,里面没有文明内胆,徒具空壳。

  他取了西服,为人所不见的地方多了几个外文字母便付了近半衣服钱,而略感惆怅,但晦暗的心思只是一片云,一两股小风就吹散了。他走进照相馆,决定将这高潮的日子定格于历史。学史的他,大部分时间身上一根历史的绳索都没有,像断了线的风筝,短暂的清醒,多发生在这类微小的机缘上。他在镜子前穿上还带点储藏味的西服,左顾右盼,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不知从哪里闪出来,是衣服作媒还是时代作媒,总之是急不可待地闯出来,要为他划上什么句号或开启什么新纪元。那镜子里浑身的不自在与头脑里膨胀的自在,拼凑出一个在身边乱走的第二个他,似曾相识,又素昧平生。

  在历史断裂口,被追杀到最后弃阵而散的民族会放出了一个可称为“第二人格”的“我”,前脚后脚地为“原生人”做着重大决定。京城最大照相馆在下班前,为他的人生完成了一次大事件记载,在灯光闪烁的刹那被定格在底片上的他,究竟是“替生人”还是“原生人”,那瞬间的闪光灯也实在提供不了太多证据。

  照片半月后寄到父亲手中,又花了一个月时间,转到河南老家,照片中央挂在脖子上的领带,让全乡老小都以为他作了外国人。那天在照相馆好歹把彩带系上,功夫还是在培训班学的,不熟练,打了个太大的疙瘩。这张照片多少平熄了老胡当年背叛同乡女子引发的经年不散的宿怨,这个穿上洋服的乡村后代,足以证明“陈世美”还是有点道理的。

  数月后,他来到罗湖口岸,想去最近的彼岸丛林先体验一番晕眩。验关的是个黄脸矮脚的香港人,像看小偷似地盯着他,不相信他真能去法国。“你就是想混进香港是不是?”

  他其实已做了双保险,有赴南斯拉夫旅游签证,对方便说:“南斯拉夫和大陆是一起的,香港是另一边的,你无权在这里呆过两星期。”

  在海关煞白的灯光下,他皮影人似地摇晃着,仿佛被什么超出他本人的力量化作这半透明、只有涂抹的色彩、已失去操纵人的皮影,只等对面的放行灯再一次投注生命。这也是他第一次切身感到世界原有的远近早已不足为凭,新的疆界在人的心里,且六亲不认。

  “不要以为进了香港我们就捉不住你了。”对方虎着脸,重重地在他的护照上盖了章。他是捧着那个印戳走过去的,一分钟前和一分钟后毫发未变的他,却恍若死而复生,至今他也没找到让他死的是什么,让他生的又是什么。


  编者后记:读罢这篇“离岸记”,心里刺痛,仿佛打翻了五味瓶。其实,边芹的笔如同伦琴的射线,没有丑化,却映像出某一群人光滑的皮囊下所独具的丑陋骨骸。是啊,一个党、一个军队,尽管有其非凡的伟大,尽管拥有着无数具有坚定信念的战士,但难免会涌入一大群只为职业或说是只为投机而来的追随者。虽说一些投机者经过教育和改造后,确实成为了真正的人民战士,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了改造,并非所有人对主义与信仰都抱有绝对忠诚。这些人一旦功成名就,便试图摆脱、破坏那些制约、改造他们的思想和原则,时机成熟甚至不惜反叛。“离岸记”所描述的,不过是近来三十余年社会现实中的一个小小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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