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惨绝人寰大灾荒：饿死五百万人

原题：灾荒1942：是谁揭露了真相


文/金明大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33期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三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

　　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500万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

　　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

　　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 300 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 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

　　甚至吃“石头面”

　　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他们村当时有 200 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刘春发家共有七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

　　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

　　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

　　“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

　　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万翠兰，今年87岁，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娘家是虞城曹余庄的，因处于低洼地带，四周常年积水，旱情没有郑州那边严重，但还是有很多土地干裂、庄稼旱死。

　　她记得后来的蝗灾比较严重：蝗虫飞来时一大片，遮住了太阳，庄稼很快变成一片光杆。遇到墙壁，蝗虫能爬满墙。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沟，把打死的蝗虫就地掩埋。


　　勇于披露灾情的媒体

　　由于时隔久远，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70年前那场大灾荒的详细情节。

　　而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则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而在连“霉花”也没得吃的叶县，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灾区，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1918—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仅如此，《豫灾实录》作者张高峰亦受到当局报复。据张高峰之子张刃回忆，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新华日报》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之后侥幸脱身。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王芸生后来知道，《大公报》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2012年8月18日，本刊记者在陕西省图书馆收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至第二十八辑)中看到，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撰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披露了《大公报》被停刊事件的真实原因。

　　王芸生回忆，当时，因为停刊事件他向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回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关于“蒋介石大骂报灾者”一事，本刊记者搜索民国史料时发现，民国时期著名军阀、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也进行了生动记载。

　　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


　　外媒实地调查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提到的“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指的正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灾区实地调查事件。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美国人，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1943年2月，《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动，决定亲赴河南实地调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飞驰的火车顶篷上，不时有拥挤的难民从车上摔下来。其中一个刚刚摔下来的难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三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该报道在《时代》周刊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贷款，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后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

　　关于蒋介石会见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进行了详尽记述：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

　　会见中，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也坚称“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直到同行的福尔曼当场出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

　　白修德写道：(看到这些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白修德事后发现，这短短20分钟的会见，起到了一些作用：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


　　引发“民变”

　　与旱灾同样严重的是蝗灾。

　　《河南灾情实况》记述，在1942年之后蝗灾连续大暴发期间，大批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蝗虫长自泛区，渐次年延，遍及全境。总计四年(1942～1945年)受害面积达两亿七千二百八十余万(272,839,678)亩！

　　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

　　“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饥饿的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发生“民变”。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汤恩伯五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毁于一旦。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档案馆等单位和宜阳县委宣传部金燕芳等人的大力支持，亦参考了宋致新等学者的著作，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