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我的腐败史
 

文/孔庆东　原载：观察者 2012.09.21

 
　　改元市场、接轨西夷以来，社会风气大坏，隐隐有崩毁之虞，人心不禁思旧，纷纷以毛泽东时代之清廉，比照今日之污浊，颇有起毛公于九泉，横扫贪官污吏之切盼也。
　　而孔和尚独日不然。且不说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即使倒流，有没有办法治理，也是个未知数。单说毛泽东时代之清廉，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相对的是说，上跟旧社会比，下跟今天比，可谓清廉；有条件的是说，那个时代的相对清廉，一靠风尚，二靠制度，三靠监督，并非莫名其妙的只靠一个伟大领袖来掌舵也。倘若那个时代绝对清廉，为什么还要从三反五反，一直搞到四清四不清，一直搞到“文革”，批林批孔还要兼批走后门呢？建国之初的三反五反，查出二十多万党员有或大或小的贪污行为，处分了六万多，逮捕了四千多，其中省级干部二十五人，虽然占全党比例不大，但这能说是“绝对清廉”吗？
　　应该承认，那个时代不但有贪官污吏，而且已经隐隐埋下了政治腐败的转基因密码，不然毛泽东为什么忧心如焚，对那些功勋卓著的老战友痛下狠招，不惜得罪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官僚队伍，落得个妻离子散、身后凄凉呢？看来我们要正确认识历史，不能为了今天的反腐重任，而神话往昔。其实左派右派有个很重要的共识——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俺今天不去讲当年的张子善、刘青山之类资深贪官，面对坏人坏事，孔和尚喜欢反躬自省。先看看当年作为一名“纯洁的少年儿童”的自己，有没有腐败？如果有，哪怕是一丁点，对于我们有何启示？这也算是一种“文革遗风”，叫作“狠斗私字一闪念”吧。
　　孔和尚据说从小就是品学兼优、啥啥都好的“百好学生”，除了美术，就几乎没有得不了一百分的课程。然而笔写的历史很辉煌，自家记得的，却颇有几页不光彩的章节。这里就选取学龄前和小学、初中的几段皮毛小事，来个“三省吾身”也。
　　学龄前的小屁孩，一无权力，二无野心，也会腐败吗？会，只要人有欲望，就难免有不择手段的时候。根据当地老人回忆，孔庆东三岁就会看报纸、三岁就会下象棋、三岁就会打扑克……这里就说打扑克，孔和尚一般是绝不作弊的，因为作弊不仅证明自己无能，还耽误了功夫的进步。但是有一次在楼前打扑克，属于赌博性质，问题就发生了。
　　那一天来了“崩爆米花”的，很多大人孩子都拿着苞米大米去排队。当时崩爆米花，一大锅是两角钱，小锅一角钱，没钱者可以贡献一大铁锹的煤。我们几个大人不在家的孩子，便抓耳挠腮地想办法。小军哥已经上三年级了，小滨哥上一年级，他俩合计了一个办法，抓住还没上学的我和小四儿，强迫跟他们打扑克，扑克由我提供，坐在小四儿家的菜窖盖儿上，打“对主”——即两人对家升级，输的两个人，一人回家拿苞米，一人回家拿煤，崩的爆米花四人平分。小军学习不好，加减乘除的水平还不如我这个没上学的，扑克也打得一般，但是他很霸道，经常欺负我等弱小。小滨学习比较好，扑克也打得很精，人品是趋炎附势，喜欢跟着大孩子狐假虎威。小四儿是我的死党，但是智勇双缺，百无一用，唯一的好处是对我愚忠而已。小军看准了这一点，他说：“咱们两边，都是一人好，一人臭，谁也不欺负谁，哪边输了要是赖账，我拍死他！”其实打对主这种玩法，不怕俩人都平庸，就怕一人特别木，一张关键的臭牌出去，就满把皆输了。所以这是摆明了要吃定我和小四儿了，但是众目睽睽之下，规则是公平的，只要“程序正义”，你明明被欺负，也没有道理可讲。
　　我脑海里七上八下，把脑浆子转得跟豆浆机一般，瞬间定下了一条腐败计策。借着找砖头当座位的工夫，快速跟小四儿嘀咕道：“有大王摸左耳，有小王摸右耳。”小四儿是著名的榆木脑袋，说复杂了他会发懵，只能制定最简单的联络暗号，让他一下子记住。以后的情节不用讲了，就靠这一条，我方大胜，白吃了一顿爆米花，小四儿从此对我更加愚忠。不但小军小滨不明就里，连围观的大人孩子也不知其中奥秘。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串通作弊法，后来许多人都会了，于是经常先要规定不许摸这儿摸那儿。但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动了腐败的念头，法律是阻挡不住欲望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我后来打牌坚持不作弊，不是因为有监督，而是自我清高，觉得那样玩就没意思了。而学龄前的这一次小小“腐败”，虽然带有“抗暴”的味道，但毕竟是“胜之不武”。要论腐败的性质，应当属于“打假牌”，串通信息，以非公平方式，不当牟利。这跟“踢假球”、“开假会”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孩子是纯洁无瑕的，很小的人儿，就可以有许多“坏心眼儿”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任其“快乐教育”、“自由发展”，那么老百姓说的“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就绝非夸张了。
　　如果说把这件事也认成“腐败”，有些上纲上线，有点牵强的话，那么上学以后的腐败，可就是板上钉钉了。
　　我上小学后，很快就成了班里第一名红小兵，后来转为少先队。现在的很多史书说1978年以后才恢复了少先队，这是错误的记载，其中包含的愚昧逻辑是“文革什么都错，改开什么都好”。1978年共青团中央作了个统一的决议，取消红小兵，恢复少先队。但实际上很多地方1975年就恢复了少先队，或者两个名称并存。我的红小兵袖章，没戴几年就换成了红领巾，而且老师一定要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每次集体活动的“三件套”，就是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我因为登上了第一班车，所以班里其他同学加入红小兵或少先队，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或推荐。我们班换了几届班主任，皆非常倚重于俺，凡遇大事，都要听听我的主意。如果我不同意的事情，往往很难贯彻也。
　　虽然俺一颗红心，秉公执法，但毕竟能够感觉到，手里有那么一份沉甸甸的权力。权力的使用，即使是公平的，也容易让人骄傲。比如我的死党小四儿，让他干啥就干啥，集体活动踊跃参加，可就因为学习成绩差，我让他三年级才入的红领巾。这时候俺觉得自个，好大公无私啊、好大义灭亲啊、好光明正大啊、天好高地好厚啊……于是在同学眼里，俺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到了四年级，班里大约一半的同学都入队了。儿童节前夕的某一天，魏吉祥突然请我和小四儿到他家吃饭。那时候请客吃饭可是一件大事儿，特别是小孩子，虽然到别人家蹭饭是经常的，但专门被请吃饭，非同小可。
　　这个魏吉祥，长得白皙清秀，德智体美劳，全部中等，没有一个强项，所以比那些“差学生”还要受人欺负。他人很老实，作业从来不抄；不爱劳动，但也不弄虚作假。有时候嘴损，喜欢攻击同学，所以就更加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丈母娘看见踹三脚。当初他看见我前呼后拥的，对我也不恭敬，让他扫除他逃跑，让他擦黑板他反而在上面画小王八，我便借他的名字，给他取了个长长的外号：“喂鸡喂狗喂猫屎”。同学们觉得这个外号非常顺嘴儿，一天到晚哈哈大笑地叫着。那个时代的人都很“知耻”，或者说很迷信语言的魔力，魏吉祥好像中了魔咒，觉得快要活不下去了，只好求我饶了他，发誓今后如果再不听我话，回家就变成“喂鸡喂狗喂猫屎”。我便命令大家不许再喊那个外号。为了转移大家的兴奋点，还特意给二班的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姓赵的女生取了个外号“赵妖精”。古人是“围魏救赵”，我这是“围赵救魏”，从此魏吉祥就成了我的又一个死党。
　　可是魏吉祥每年都写申请书，就是入不了队。他几次满脸真诚地恳求我：“老孔，够哥们意思，下回发展我吧。”我摆出一副臭脸：“这可不行，人家范小妮比你学习好，人家还没入呢，你得往后排。”魏吉祥急道：“我知道范小妮长得漂亮，她爸是团参谋长，你喜欢她。那让她先入，再下回发展我吧。”旁边的小四儿说：“放你妈屁！谁说老孔喜欢范小妮？老孔喜欢的是吕梅梅，还有谭美娟。你连老孔的心上人都不知道，你还想入队？”魏吉祥认真地说：“多喜欢几个不更得劲儿吗？我也是为了老孔好啊。咱们到五年级就毕业了，要是最后入不了队，我爸说了，要把我的腿打折，不让我上中学。”我说：“别听你爸的，你爸当局长当惯了，就会瞎诈唬。”小四儿也说：“对，别听他的，自个的儿子把腿给打折？那不是大人们常说的忤逆不孝吗？”于是魏吉祥的政治诉求就这样一直拖着。
　　这天魏吉祥突然请客，我联想到可能跟入队有关，但一是感到不好拒绝，二是自己嘴馋，心想不知道他家用啥好吃的招待我们，这不过年不过节的，难道他家舍得买鱼买肉？所以决定去，不怕他家求我什么事儿，反正俺学习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呗。于是我又叫上两个同学，好像是华兵和张少铭，四个红小兵，放学后齐奔魏家。
　　魏家住一套带院子的小平房，里外两间屋，外带个小厨房。他爸他妈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几个小屁孩，把我们请进里屋，每人一个小马扎，围坐在地中央。被我们围着的，是一个坛子。其他同学都不知坛子里卖的什么药，孔和尚的父亲工作在豆腐厂，所以俺一眼就认出，这不是腐乳坛子吗？
　　魏吉祥的妈妈走过来一介绍，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魏吉祥的爸爸是电业局的一个分局长，控制着我们南岗区好大一片企业的电力分配，所以那些企业经常给他“打溜须”。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电力是国家的，企业该给多少就给多少，用不着巴结谁呀，怎么这里边也能弄权呢？反正魏吉祥的爸爸，经常“被送礼”。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腐败”吧。然而那时候的腐败是什么程度的呢？为了感谢魏局长本年度对南岗豆制品厂的大力支持，我爸爸的厂子就“贿赂”了魏局长一坛子腐乳，一共是五十块。魏家正好苦于儿子入队要走门路，招待几个毛孩子，大鱼大肉不合适，窝头咸菜不像话，于是就搬出这一坛子腐乳，又买了二十个芝麻烧饼，请我们四位红小兵大快朵颐。
　　可不要以为东西平凡啊，要知道毛泽东时代的哈尔滨腐乳，一开坛就香飘半里。我亲眼在爸爸的工厂里看见，做腐乳要用雪白的E罩杯的大馒头和正宗的老白干，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假冒伪劣，而且块块都是营养丰富，秀外慧中。章诒和女士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描述的遗老家庭吃腐乳的派头，虽然那种傲气凌人的姿态是孔和尚批判的，但是她所描写的腐乳之美妙，的确是真实的。这样鲜红欲滴的腐乳，加上刚出锅的香喷喷的芝麻烧饼，简直是英雄配美人。我们四个，加上魏吉祥兄妹，一共六人，顿时馋水直流。抓起烧饼，一筷子戳起腐乳，风卷残云般大吃起来。
　　我们吃着，魏吉祥的父母站在旁边就数落着魏吉祥的这不是那不对，说你要多向人家孔庆东学习啊，老孔那么照顾你，你要知恩报答啊之类的。我吃了四个烧饼四块腐乳，小四儿吃了五个烧饼五块腐乳。然后每人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他们家自制的酸梅汤，浑身舒坦极了。我们背起书包跟叔叔阿姨告辞。临出门时，他妈妈对我说了句：“老孔啊，我们家吉祥入队的事儿，就托付给你啦啊！”这种话放在今天，属于一般人情。但当时听了，马上令人彼此都脸红，因为谁听不出来，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走后门”吗？
　　此后的几天，我就像那些小说里描写的，“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还跟我的死党们开了好几次“民主生活会”。最后大家决定，还是不能让魏吉祥现在入队，老孔如果那么做，等于开后门，等于丧失组织原则，就会被吕梅梅和谭美娟看不起，革命事业就会遭受加倍的损失。一定要等范小妮和杨长生等表现更好的同学入队后，才能考虑魏吉祥。于是这个儿童节，又让魏吉祥失望了。
　　过了一阵，不知谁向班主任李大牙打了小报告，李大牙把我找去训斥了一通，说我革命立场不坚定，差点中了糖衣炮弹等等。“你爸爸就在豆腐厂，你没吃过腐乳呀？你像个红小兵领袖吗？你咋那么馋呢？不知道吃了人家嘴短吗？”我自知理亏，一句也没有反驳。我怀疑是魏吉祥报告的，但也觉得对不起魏吉祥。其实每次发展红小兵，并没有名额限制，多发展几个无所谓。而且学校的政策是，到五年级毕业之前，要让大部分同学都加入。可是根据已有的惯例，每一批应该是综合表现和威望差不多的同学，按照“原则”，魏吉祥实在够不上这一拨呀。我由此悟得一个道理，违反原则的事儿，要勇于拒绝，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在原则范围之内可以通融的事儿，则答应了人家就要给办，要么就别答应。决不能做既对不起原则又对不起群众之事也。
　　后来到五年级，魏吉祥终于入队了。他又要请我吃烧饼，我谢绝了。我说：“哥们上次对不起你，但哥们心里绝对有你，懂吧？”魏吉祥高兴地说：“我知道，咱班就他妈的数你老孔，对我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