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安　来源：观察者网 2018年05月01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米脂恶性杀人事件造成9人死亡，网上有种声音激荡。我们不要了解犯罪分子的经历，心理还有动机。我只要他死。

　　心情我理解，但这个结论，我不赞成。

　　我问个问题，犯罪分子是否猜得到他一定会死？猜得到吧。他在做这件事之前，就知道自己的结局了。也就是说，死亡对他来说，不过是预期内的事情，并不是超预期的“惩罚”。

　　悲剧的是，对个案中犯罪分子处以极刑，并不能挽回那些受害者的生命。甚至，对未来那些一心求死，但在自己死之前，要杀掉你我孩子的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威慑力。因为他们早预料到了，自己大不了一死。

　　一个人一旦不在乎死亡，死刑对他来说，就失去了威慑力。

　　但是，我们怕。

　　我们怕我们的孩子放学的路上会被人砍杀，我们怕他们在幼儿园门口惨遭屠戮，我们怕孩子们碰到一个不在乎被判处死刑，而一门心思报复社会的人，对不？所以，探究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生长出这样的人，才是避免类似悲剧发生的根本。

　　给各位讲一个我采访的故事。

　　五年前，南京一位妈妈，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反锁在家里后离家出走，几天后，两个孩子被活活饿死，不，其实是渴死。二十余天后他们被发现时，尸体已经干黑，身上已经爬满了蛆虫。最小的那个孩子不到两岁，死在床上，大一点的姐姐也只有四岁，死在门口，怀里一直抱着早就没水的水壶。

　　这位妈妈名叫乐燕。她出门去混网吧，打游戏，滥交和吸毒。她觉得孩子是个累赘，锁了门就出去了。两个月前，她就做过同样的事情，那一次，那个年长一点的孩子被饿的头昏眼花，拼尽力气自己打开了门。邻居涌进屋里，那个只有一岁半的妹妹，浑身大便坐在床上，奄奄一息。

　　姐妹俩被送进医院，救了下来。乐燕在社区的规劝下，表示要认真照顾孩子。她好了两个月，但很快故态复萌，又一次离家出走。这一次，她为了防止孩子们从里面把门打开，特地用卫生巾把门缝彻底掩死。

　　警察抓到乐燕时，她正在网吧里打游戏。警察发现她又怀孕了，还是不知道父亲是谁。

　　很多人一定会说，这种人不配做母亲，最好去死。

　　我当时在《新闻调查》工作，我和同事说，这位母亲值得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位母亲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如此残忍？我们于是飞赴南京。地方政府听说我们来了，整天陪我们吃饭，但就是不让我们接触任何当事人。在南京呆了一星期，我们撤回了北京。半年后，我们再次去南京，这一次，我们没有联系地方政府，我们找到了乐燕的小学老师，爷爷，养父的弟弟，派出所的警察，邻居，还有代理她案件的律师和审判的法官，还原了乐燕的成长轨迹。揭示的事实触目惊心。

　　乐燕是一名私生子，她母亲在她两三岁时，将她丢给了她的父亲。但他父亲当时也还未成年，并不认为乐燕是自己的孩子。乐燕的带来，让父亲一家在整个社区里抬不起头。乐燕在这个家里也不受欢迎，她的爷爷在客厅里给她支了一张床，无声无息地活着。

　　乐燕没有户口，上不了学。等到有政策可以上学时，她已经是上初中的年纪。爷爷送她到学校，同学们无比歧视这个比他们高出半身的乐燕，乐燕在学校没有朋友，只上了不到一学期，就辍学回家。

　　不到十六岁，乐燕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过家。

　　她游荡在城市的夜里，网吧，游戏厅，很快就学会了吸毒，为了毒品随时可以和任何人上床。她先后生了两个孩子，但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她不能坐火车，不能坐飞机，甚至不能工作。她游离于我们的世界之外，没人在意她的存在，自生自灭。她虽然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生命，会生孩子，但却不会做母亲。

　　她是一个被抛弃的人。刚一出生就被自己的家人抛弃，也被这个社会抛弃。最后，这个被抛弃的人，又抛弃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被活活饿死。

　　乐燕说，她被抓起来之后，才第一次感受到被关心。因为她当时怀有身孕，监外执行，警察在酒店租了一套房子，每天都有两名女警察陪着她。这种关心她从来没感受过。

　　乐燕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什么不能拒绝恶性案件背后的嫌犯报道？并不是说，我们要将所有的犯罪成因都归结为社会，倡导理解其残暴软弱，而是以此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生活以外的空间。

　　也许，很多对嫌犯的报道，最终我们无法得出规律性的问题，甚至可能发现，有些犯罪就是我们的宿命和社会的必然，我们无力改变和防范，但是，得出这一结论，也必须通过充分的报道，而不是闭上眼睛说，杀杀杀。

　　当然，在犯罪报道过程中，有一系列的职业伦理，比如，不能详细报道犯罪的手法和手段，比如，不过分渲染恐怖的情绪等等，比如，不能干预到警方的破案。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禁止嫌犯报道的理由。

　　很多人指责媒体做嫌犯报道是在吃人血馒头，在我看来，这些人才是真正在吃人血馒头，他们传播的只有情绪，没有事实，没有原因。

　　什么叫不以嗜血的报道而吸引眼球？是你洞悉了某些事实，出于公共利益而不播放。而不是掐着时间喊打喊杀，声嘶力竭禁止媒体报道。事实上，披露哪些事实这种困境和取舍，当然可以讨论并形成标准。事实上，严肃媒体的报道中经常会面对，几乎每一次都会遇到。当年我们在报道乐燕事件时，拿到了全部案卷里死亡孩子的现场图片，这些图片我至今想起还会悲从心起。节目中，每一张现场照片的选择，我们都经过仔细权衡。既要满足报道需要，又要不过分刺激公众的情感。好的报道完全可以做到职业伦理和报道的平衡，不是非此即彼。

　　这个世界原本就不美好，每天都会发生各种悲剧。媒体是公众的眼睛，它可以闭上，但是，这并不会让悲剧消失，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