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平　来源：观察者网 2016年07月27日　繁星读书网整理编辑

　　【观察者网按】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教授，最近去土耳其、新加坡、中国湖南、武汉一番游历之后，又有新发现。7月中旬他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3期的发表演讲，内容横跨物理学、经济学、全球历史及世界政经格局，纵横捭阖，再次丰富了他破解西方中心论，以及对中国在全球历史地位等宏大问题的思考。演讲稿经陈平教授审定授权观察者网发布，全文共五万多字，本文为第一部分。


　　今天的主题是两个问题：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前者是历史的反思，后者是未来的展望。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两个问题都很大，涉及的范围很广。为了帮助大家理清思路，我们分为四个部分来讨论。

　　第一，先讨论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大家介绍我们正在探索的“代谢经济学”和“史观经济学”的主要框架。我们的起点是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

　　第二，我们来破解西方中心论的神话，还原世界史上三大文明竞争演化的图景，重新理解中国的历史地位。

　　第三，我们要破析世界银行制造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论”的政治意图，看清中国当前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

　　最后，我们结合当前形势，来探讨中国建设全面小康，占领科技、产业、军事、金融制高点的可能途径。


　　铁路工人的经验启发经济学的新思维

　　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自号“眉山剑客”，别号“寂寞求错”。首先因为名字叫陈平的实在太多了，不得不取个号区别一下。

　　我的经济学不是科班出身，我文革时是中国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1968年分配到成昆铁路局眉山电务站当了五年铁路工人。我观察经济学的起点实际上是我在铁路上的经历。我发现，现代的工业经济和亚当斯密理论以及新古典经济，完全是两码事。亚当斯密讲的分工可以由市场协调，讲的是手工作坊和小农经济，个体和个体之间可以直接交易，但是铁路上你怎么分段交易，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这个经验是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悟出来的。我后来学了西方经济学，发现现代大工业的产业链和网络经济，基本经验和现在经济教条完全矛盾。我为什么叫“剑客”呢？因为我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不是来自教科书，而是来自经济学大家之间的辩论和交锋，大家提出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受启发，自己也就上去参与对话。我们后面会看到，当代很多基本问题都是经济学大家们的交锋提出来的。

　　为什么别号“寂寞求错”呢，有一次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辩论“科斯”问题，辩完了，研究生给我起个外号叫“独孤求败”。我觉得不好，因为科学讨论不求胜败，科学过程就是试错，所以我改成“寂寞求错”，以错会友。今天在座的无论年纪大小，只要给我指出错误，我一定闻过则喜，向你学习，再交个朋友。

　　1.1　警惕经济学的统计误差误导经济决策

　　我今天对历史定位的观察，始于我怀疑世界银行对各国收入水平的排序。

　　我要警告的是，经济学的数据分析和科学观察非常不同。科学观察得到的数据，是科学家自己设计的实验，实验室里的实验是可以控制的，所以知道我们在测量什么。但是经济学不是，经济学大量给你的数据是政府或企业给的，怎么定义和测量经济学家也不清楚，误差多少也不知道。所以我警告大家，我的经验，经济学数据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你得亲自去观察比较，才能估计误差的量级。我后面会说我个人观察的结果，现在误导中央决策的经济数据，尤其是GDP数据，我认为误差极大，可能会高达50%。这样粗糙的测量，表明经济学离经验科学还差很远。

　　1.2　东欧和中东的实地观察挑战西方中心论

　　我自己的经验观察，花了十来年的时间，做了两次系统性的比较观察：

　　第一次是研究东欧苏联中国转型经济的结果。我去俄国两次，东欧去了匈牙利、波兰、东德。其中统一前后的东德我去了三次。观察的结果我发现，新古典经济学鼓吹的一般均衡理论导致的休克疗法是完全失败的，中国摸石头过河的价格双轨制，使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越东欧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转型模式。但是我们国内现在还有一批人在继续模仿鼓吹“华盛顿共识”以及“普适价值”，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模仿东欧的全盘西化模式。我研究东欧转型的结果是否定的。历史实践可以检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就是我们现在大学教科书教的。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放开会保证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实践上不可能！因为不同产业有不同的生命周期，价格收敛的速度大不相同。农民养鸡几个月就可以卖，建工厂电网要几年到十几年。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包括国际贸易逆差，英国、美国持续了几十年到上百年。

　　第二次观察是从希腊到中东，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迷信：所谓西方科学民主，东方专制愚昧。世界文明的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传播史。

　　2010年我第一次到希腊，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业余非常喜欢研究历史。初中时学过素描，从希腊的雕塑的人体美开始，到希腊建筑的美，非常崇拜。中国人大会堂的柱廊，显然受希腊建筑影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也用希腊的雅典来代表西方民主、科学的最高成就。让启蒙运动一批判，中国就代表了东方的专制愚昧。

　　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始于最早研究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科学发展起源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想当然，大伙儿就认为中国专制、封闭、保守。韦伯讲，资本主义兴起和新教伦理有关。作为对比的，就是儒家阻碍科学进步。

帕特农神庙

　　但是我亲自到雅典一看，答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雅典娜神庙我向往几十年了，亲眼看的时候却发现一件西方文献不提的怪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观察：为什么看雅典神庙就知道西方文化是从近东学来的，为什么西方模式的政治经济不可持续。也证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我先看了希腊，我就猜测希腊神庙是从埃及学来的。2013年我在埃及革命和反革命两次动乱之间去了埃及，把我的亲友吓坏了。我觉得我必须亲自去次中东，才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不断发动中东战争，才能明白中东和中国有何关系。我2013年先到了埃及，看了金字塔和埃及神庙，立即明白了东西方文化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看完埃及，我觉得我必须要去伊朗。2015年去了伊朗，上个月去了土耳其。两次恐怖分子在伊斯坦布尔发动爆炸袭击之间，去了土耳其。因为我觉得时间紧迫，再不去，可能就和伊拉克、叙利亚一样去不成了。看来我的命还挺大，两次爆炸我都没碰上。但是我观察到的东西非常重要，跟大家分享。

　　我从雅典到中东的观察得到什么结论呢？就是质疑“西方中心论”，进一步比较马克思和毛泽东观察到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现在都以为马列毛是一致的，其实不完全一致，我认为中国的革命经验超过了马克思和列宁当年的预想。

　　1.3　重新理解斯密“国富论”和“空想资本主义”的由来

　　作为经济学家，我要回到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内在矛盾上去，才能理解当代的经济学问题。

　　我们在座的都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斯密把大家都忽悠了。为什么忽悠？斯密书的标题是“国富”（wealth of nations），各国以前只追求国安，为什么要追求国富？尤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天天梦想国家富强。改革开放以来的宣传，中国现在一天到晚都想着我们如何致富。斯密有没有告诉你，what is wealth？什么是财富？我告诉你，斯密不知道，他没有给出答案！他竟敢把没有答案的东西放在标题里面，怎么不是忽悠？当然他是有贡献的，把问题提出来就是一半的贡献。有两个经济学家是以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做出贡献的，一个是斯密，提出什么是国富（wealth of nations），还有一个是马尔萨斯，质疑人口和资源的关系能否匹配。虽然马尔萨斯的预言不见得正确，但是他启发了达尔文，达尔文启发了马克思。所以我们做科学的人提出问题可能比回答问题更重要。我们先要尽可能提出好的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斯密问了什么是 wealth，他没有答案，但是他不甘心，所以羞羞答答地引用了一个政治学家，霍布斯的答案。大家读过霍布斯的《利维坦》，讲大政府的起源。利维坦说什么呢？“Wealth is power”。中国翻译“power”这个词，会分别使用带贬义或褒义的翻译，爱憎分明。培根讲，“Knowledge is power”，翻译为“知识就是力量”，这“力量”当然是好东西。今天我的翻译“Whealth is power”，“财富是权势”。你会想，权势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可以是好东西，也可以是坏东西。你马上就想起列强侵入靠什么？就是靠战争和资本的权势。我们追求 GDP，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东西是有真货的，是实际的物质生产，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拟的，是寡头操纵市场价格构造的虚拟经济，是忽悠剥削大众的。然后你才知道，西方经济学老讲优化资源分配，怎么优化法？部分靠科技，部分靠权势。为什么美国在全世界要建700多个军事基地？为什么要打金融战争和货币战争？因为要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控制国际分工的制高点。讨论权势，经济学和政治学就分不开。西方经济学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就是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改名为新古典经济学，好像经济学是一个客观中性的纯粹的经济学，其实和政治、和经济分不开，而且经济和战争分不开。我后面会讲，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战争，不是生产，也不是需求，也不是金融。

　　那么资本主义扩张，究竟追求的是财富？包括自然资源和货币财富，还是权势？权势究竟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产权吗？什么叫产权，产权不仅是什么剩余索取权，而是控制权，也包括定价权，还要包括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奥巴马为什么要搞什么 TPP？他公开说不能让中国掌握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他美国要掌握游戏规则。你们这才会明白，当你做得辛辛苦苦，他们改变游戏规则，就让你市场上竞争成功的企业不战而败地出局了。这不是什么公平竞争。我们大家都在讲法制、宪政，资本主义的法制谁制定的？不是民众投票决定的，也不全是利益集团决定的，是打胜仗的赢家，拿武力，拿大炮、导弹、航空母舰制定的。建立资本主义法典的拿破仑是用大炮打垮贵族的骑兵，然后在被征服的欧洲国家推行拿破仑法典。

　　斯密是空想资本主义的鼻祖。一方面，他承认“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接近市场规模就会产生垄断，争夺市场规模不但可以用价格策略，也可以动用资本和军事的力量，必然产生争夺市场规模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幻想国际贸易会由“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无需政府干预，幻想“道德情操”可以弥补市场竞争产生的社会问题。这都说明斯密对政治的了解，远不如他对经济的了解。幻想经济可以和政治、生态约束分开，是空想资本主义者共同的弱点。哈耶克和科斯强化而非削弱了斯密空想资本主义的倾向。我们后面再谈。

　　1.4　霍布斯鲍姆谈“英国病”和金融自由化的后果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对话。我比较有幸见过几个很重要的历史学家，有两个已经不在了，就是李约瑟和费正清。有一个做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还在，他是社会学家。再一个就是不久前去世的霍布斯鲍姆。我原来不知道他，2012年我到英国讲演，结识了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亚丁·马克，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他对我说，你一定要见霍布斯鲍姆，他说是当代最伟大的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了四个时代成名，包括《革命时代》、《资本时代》、《极端时代》等。他当时已经95岁了，脑子还很好，但时间不多了，你一定得见他。我们在他的家里见他，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我觉得真是幸运。因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比经济学家的视野还要广阔和深刻。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辩论到最后的裁判，归根到底都是历史检验理论。

会见时的霍布斯鲍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他跟我谈话的最重要的成果，也只有他敢说。我要知道，大英帝国兴起的秘密是什么？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如果你想通了，你也就搞清楚了今天中国的地位。他说英国的高峰在1850年，英国工业生产占世界一半，但是不赚钱。我们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我们工业生产世界第一了，但是利润很薄。国内主流经济学说我们是什么“粗放增长”，应该输出低端制造业、搞高端服务业、搞金融等等，即使美国出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国内照样有一大批经济学家崇拜美国模式，要搞金融自由化，开什么玩笑？我问霍布斯鲍姆，那英国靠什么赚钱？他说靠两样：第一个是控制海运，这海运是垄断贸易通道，没有强大海军不行，就跟美国今天要控制国际航道是一样的。第二就是金融。

　　英国1850年明白了这两条盈利的捷径，就开始强化这两条捷径，结果从那以后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为什么？重复以前历代的金融帝国的老路，就是发展过度金融，输出制造业，然后国力衰落，输掉战争，当然也就输掉海运和金融的霸权。当然英国的衰落时间较长，从1850一直到一次大战后大英帝国才不行了，顶峰到衰落接近70年。原来我在2009年澳大利亚的国际会议上分析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病”，类似经济学熟知的“荷兰病”，即利润高的某个产业挤出利润低的其他产业。霍布斯鲍姆的故事让我明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英美病”，因为美国只是重复了英国金融霸权由盛而衰的老路。

　　1.5　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追求高收入，还是占领制高点？

　　我讲霍布斯鲍姆的故事，就是因为今天中国有人想走以前英国同样的老路。接下来我要提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定位和发展战略是什么？今天讲的问题好像很大，主题讲历史定位，实际目的是要讨论中国今天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讲历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而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远远超过教科书里的模型。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强大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欢迎我们去，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追求高收入？还是要占领制高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探索李约瑟问题的历程。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中科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为什么学物理的要研究经济学，就是因为文革中一直思考李约瑟问题，中国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发展道路和西方有何不同？我1962年上大学，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那个时候即使吃不饱还要造原子弹。为什么？陈毅当时给我们学生讲话，他当外交部长，希望一个口袋里面要有原子弹，另一个口袋里面要有钱，否则外交部长不好当。我的班主任是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支部书记，下乡劳动就给我们讲抗美援朝的战争故事。当时中国多难啊？可是照样打败了美帝。现在，中国我们现在都有了，又有原子弹又有钱。还想干什么？有些人反而想不明白要干什么，反而崇拜美国已经走向衰落的老路。所以我们要学马克思、毛泽东，重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才能拿准中国的历史定位。

　　1.6　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我要回答一个问题，科学怎么发展？很多人以为科学就是民主，雅典有民主，希腊到文艺复兴就是科学发展的主线。这个回答对吗？对不起，不对。因为没有科学史的依据。

　　我在当铁路工人的时候，业余系统研究过科学史、技术史、和科技政策史，发现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生产实践，而是从争夺海路的控制权扩展到科技成为大国崛起的国策。

　　科学的物理学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天文学开始。你们有没有想过，天文学发展的非常早，但是不同文明对天文的关注点完全不同。埃及人建金字塔，用于建塔的天文学定位的精确度让现在的人都惊讶。古埃及人天文学的发展比中国商代还早2000年。中国系统观察天文的历史也比西方早，但是观察的目的完全不同。

　　埃及的天文学，尼罗河泛滥是定期的，所以不需要航海，它的天文学首先是为金字塔定方向，其次才是研究历法和气候、季节的关系。造神庙为的是显示王权和国威，吓唬民众和入侵者，所以天文学主要是为造神服务的，神就可以强化法老的永恒的统治地位，不来挑战他的产权。新制度经济学不是强调保护产权吗？埃及法老保护产权是最严格的，王族内部通婚，肥水不流外人田。历史也最久，没有一个帝国比古埃及帝国还长，最后整个民族和文化都完了。现在的埃及人和古埃及没有关系。

　　中国的天文学也目的简单，就是为农业服务的。24节气，每年农业经营的预报都是根据天象来的。

　　1.7　为什么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出在西方而非中国？

　　有一个问题天文史家没注意，是我发现的，大家可以挑战我的观察是否有道理。我在文革中研究李约瑟问题，想想天文观察，中国那么早，为什么不出哥白尼，不出牛顿？理论天文学家为什么都出在西方而非中国？

　　我的回答很简单。中国人的海岸线是南北向，船走到哪儿，近海航行的话看海岸上的景物就知道到了哪里。远海航行就得测量纬度，你拿个三角板测星高就可以推算纬度。所以，中国航海不需要定量的天文学理论模型。西方航海，地中海是东西向的，后来想要寻找东方通往印度、中国的东方航路，最大的难度是定船所在的经度问题。光拿中国的指南针，知道北方在哪儿，却不能知道经度在哪儿，就不知道位置在哪儿。我们从科学史知道，科学发展的路径，绝对不是西方经济学假设的随机游走、布朗运动，恰恰相反，科学问题的解决有非常清楚的思路。科学史上，只有就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定经度的问题：一个就是观察行星运动，根据行星所在的位置，如果能建立它的理论模型，就可以反推观察者（船）在什么位置。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测时差。比如从英国出发带两个钟，其中一个钟定好显示格林威治时间，另一个钟就对当地的时间，两者的时差可以定经度。

　　这两种定经度的方式，诞生了科学文明和工业文明两条路子。要解决行星运动的定量模型，就从托勒密的地星系，用一百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运动的轨道。哥白尼改用日心系来简化行星轨道的描写，改变坐标系后，哥白尼只用了十几个圆的叠加来描写行星轨道。开普勒把圆改为一个选择的椭圆来描写行星轨道，大大简化理论模型，才有牛顿力学的建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整个物理学的开拓，就是经度问题所带动的。

　　为什么解决经度问题？因为西方航海要寻找去东方的航路。为什么要东向或西向航海？因为要争夺新的市场和新的资源。西方的地理大发现，绝对不是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不是市场的盲目冲动，那样只能原地踏步；而是帝王，包括葡萄牙的王子，西班牙的国王，意大利的财阀支持的，包括英国海军悬重赏解决经度问题。

亚当斯密雕像

　　另外一条路，机械钟的发明和改进引发整个工业革命。如果你仔细读读西方哲学，西方的宇宙观实际就是机械钟模型。

　　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宇宙观是生物学模型。中国讲天人合一，易经讲星象和人体、季节的关系，气候变化引起生物行为的变化。如果讲西方航海贸易促进早期分析科学、机械论的发展，则中国早期的整体论难以发展分析科学的定量模型，就可以理解。我讲中国现在时来运转，因为我们做非平衡态物理学，做复杂科学，动机就是要理解生命现象的科学机制。非均衡理论本质上是生物学模型，而非机械论模型。古代生物学已经非常复杂，讲讲辩证法可以，没法定量描写，所以西方人搞机械那套反而是先占了上风。回头来看，西方近代科学领先中国和其他文明，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经度问题促成的；把经度问题作为理论天文学，以至现代物理学的出发点，是受地理环境决定的。不是什么民主、专制决定的。因为古埃及和古中国都不需要关心经度问题。

　　1.8　近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生产，而是大国的军备竞赛

　　我要强调一下，古代早期的技术发展，比如养牛、采集种子，那是偶然的发现，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但是后来，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方的中世纪，大国之间的战争加速了铁器和火药的运用。从拿破仑到两次大战，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科技政策成为主要的国策，能否掌握科技制高点成为决定大国命运和地位的武器。很多民用技术的源头，都是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我讲几个最简单的故事。

　　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典，谁建的？拿破仑。我跟索罗斯讲，西方大陆的法律体系是拿坡仑用炮队建的，不是议会建的。拿破仑发明大炮集中轰击的战略战术，打败西方传统的贵族军队--骑兵。平民出身的炮兵军官打跨整个欧洲的贵族，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不只是中国的改朝换代，道理很简单。拿坡仑是炮兵军官出身，要学弹道学，成为第一个受过严格数学和科技教育的君王。是拿破仑建立法国第一个多科理工学校。高等科技研发院校不是牛津、剑桥开始的，是法国拿坡仑建立的。埃及远征拿破仑还带着大批科学家去，中国古代军队远征，从来只带谋士，不带科学家。达尔文航海坐的是英国海军的船，任务是调查各殖民地的动物物种，才会发现物种演化论。中国的本草重视的是农用植物，而非动物。德国被法国拿破仑打败，要重新恢复国运，普法战争打败法国，靠什么？靠科技。普鲁士最早普及教育，才能使有文化的军队掌握新式武器。英国最早修铁路电报，而普鲁士最先看到铁路和电报可以用来打仗，西门子公司的做大和普鲁士的崛起密不可分。法国首先宣战，但是法军还没出动，普鲁士军队已经坐火车开到城下把法军灭了。所以拿坡仑和普法战争以后，科学成了国策。一次大战前后，西方大国纷纷建立国家级的科研机构，都把发展科技变成国家的头号战略。美国为什么在全世界称霸，靠的不是人口多，靠的是科技强，才能军事技术厉害，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当然现在没有工业经济支撑的军事游戏后面玩不动了。

　　中国今天必须明白掌握科技制高点的重要，那不是花钱，搞市场交易能买到的。我们现在用的民用技术，包括核能、手机、GPS导航、互联网，都是冷战军事技术的产物。中国如果拿钱去玩金钱游戏，投机房地产等于自杀。拿钱投资教育、投资科技，占领科技、军事、工业的制高点，中国才有希望。失去制高点，就失去斯密承认的市场经济的权势，就没什么“国富”，只能给人家抬轿子。日本、韩国工业做的再好，也只是美国的依赖经济，什么“高收入国家”也是软骨头。哪里有中国或前苏联的能力，可以对抗美国的霸权？

　　1.9　研究“史观经济学”要从认识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开始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先把经济学研究的结论说在前面，再讲故事来理解经济学的变革。

　　我今天讲历史故事不是目的，是给我写《代谢经济学》的书做准备。我们几十年来的经济研究可以分为两条线。最早的第一条线，就是从铁路开始，重新研究分工、市场和协作的关系。我独立发现了斯密的问题：分工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机制协调。

　　我认为亚当斯密真正的贡献，是《国富论》的第一卷第三章。第一章他讲分工提高效率。第三章他讲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是经济学非线性本质的最好解读。只要土地资源有限，再怎么扩展市场，你的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

　　市场规模的限制有哪些因素？

　　第一，是马尔萨斯看到的，市场规模受资源限制。中国传统的落后、停滞，就是守着那一亩三分地，不去开发新的资源，当然落后了。后起的西方对外扩张，把全世界的资源都占了，才会有所谓的现代化和全球化。

　　第二，西方靠什么抢占资源，不是靠人多势众，是靠新技术，开发新的资源，比如电能、太阳能和核能。

　　第三，如果生产技术差不多，甚至市场竞争不过你，就用军事技术发动战争，或者用金融力量兼并对手，最终达到控制市场份额的目的。两次大战，德国在科学技术领先，但是输掉战争和金融。英国和美国的霸权，靠的不只是科技实力，更是靠军事和金融的优势，先后控制全球化的制高点。

　　你如果读懂了斯密，理解了近代史，就可以知道，争夺市场规模是市场竞争的核心。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绝对不是像“新古典经济”讲的什么价格均衡，什么优化资源分配，哪有这回事？互联网给大家免费使用，钓你上钩，干什么？为了先把市场份额给占了，一旦占据垄断地位，后面的竞争者进不来，再怎么提价是我的事。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是策略定价，不是成本定价，更不是边际定价。把市场规模竞争忘掉的话，就会让新古典经济学误导中国的发展战略。因为国际市场根本不是完全竞争，根本不是完美市场，而是垄断竞争，美国寡头控制的国际市场。西方金融危机的解决之道，不是西方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军备竞赛，而是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

　　我们早在1968年就观察到，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是因为西方经济封锁。1979年我们认识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机遇是突破了西方强加给我们的市场限制，从而能开拓世界市场。我们用演化动力学做的产业竞争模型是1987年发表的，当年西方学者觉得产业竞争等价于军备竞赛模型，各国文化与学习战略的不同，可以研究美日竞争，美苏竞争的多种前景。2012年，国际“熊彼特经济学”协会的主题是中国为什么崛起，请做第一主讲人。我想，经济学话语权的实质，是经济学概念的创新。我把1987的论文改了标题，1987年的文章题目“分工起源”，经济学家看不懂。我改了标题他们就懂了，叫“代谢增长论”。代谢增长论目标，就是用中国崛起的现象来挑战主流新古典的经济增长论。

　　我们首先挑战索罗的“外生增长论”，把人口和资本作为增长的主要动力，鼓吹经济趋同论。国内经济学界近来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索罗模型的残差，拿来忽悠什么中国的“粗放增长”，否定中国工业质的飞跃。

　　其次，我们挑战罗默的“内生增长论”，讲知识资本是南北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因为经济学认为知识是积累的。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领先，知识积累自然领先，应该永葆富贵。对吗？不对！为什么？我们做科学的非常明白，知识不只是积累的，更是新陈代谢。要不是新陈代谢的话，怎么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所以我们对中国崛起的理解，在经济学理论上叫“代谢增长”。

　　我们更大的目标，要把“代谢增长论”发展成“代谢经济学”。因为我想要实现当年凯恩斯没有实现的梦想，发展经济学一般的统一理论，而非局限于一家之言。

　　凯恩斯当年写通论的时候，中译本对书名的翻译是错的。General Theory”不应当译为“通论”，应该译为“一般理论”，为什么叫“一般理论”，因为凯恩斯要效法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国也翻错了，应译为“一般”相对论，它作为“一般”理论，可以把“狭义”相对论（应当译为“特殊”相对论）作为“特殊”理论包容进去。狭义相对论又可以把牛顿力学作为特殊理论包容。我们现在发展代谢经济学，目的不是把前人的成果都推翻，而是要发展更一般的理论把前人的成果整合进去。

　　怎么整合呢？我们四十多年的研究，从1985年，从货币指数中发现经济混沌开始，否定了一系列的得了诺贝尔奖的主流新古典理论，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包括宏观经济学卢卡斯的微观基础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弗里希的噪声驱动模型。

　　现在主流经济学思维最大的问题是叫“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宏观就是简单的微观加总，“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是不对的！有机体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你观察生物的进化过程，从生物结构的演变开始。林奈最早对生物物种的分类，是从宏观开始，还是微观开始分类？当然从宏观的形态和肌体结构开始，从物种进化的历史顺序开始。我们重新构造经济学的体系，要学习马克思的大历史观。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大历史观，把世界史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要发展新的经济学框架，我的出发点就是先做“史观经济学”，再顺序研究宏观、金融、微观、制度。这是我的计划。有没有新意？请大家检验。

　　1.10　斯密国富论的内在矛盾

　　我们重构经济学框架的出发点，就是斯密《国富论》没有解决的内在矛盾。《国富论》的内在矛盾，可以引出经济学发展的不同方向。

　　《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讲分工，分工提高效率，大家都赞成。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提了，因为新古典的均衡论和优化论无法解释分工的演化。

　　《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标题是斯密最重要的贡献，但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提了，领导人、决策者也都忘了，就是“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其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竞争市场份额，不是竞争价格或成本。这点，像马云、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都很明白，但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不明白。

　　《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讨论“限制进口国内可生产的货物”时，仅有一次提到“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国际贸易会自动平衡。斯密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给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个荷兰商人用船做国际贸易，荷兰当时是海上马车夫，从柯尼斯堡（当年属普鲁士，现在变成俄国的加里宁格勒）买了玉米运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船空着回去不合算，他们会装了葡萄牙产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去。如此这般一个极为简单的外贸例子，斯密立即来了个逻辑跳跃，断言说国际贸易一定会自动平衡。新古典经济学则把“看不见的手”推广到──所有政府干预都是扭曲市场、降低效率。我奇怪的是，这么多人读《国富论》，竟然没有发现斯密的逻辑错误。

　　大家想过吗？斯密说船往返不会是空的，但是来回船装的东西，重量不一样，体积不一样，总的价值会一样吗？一船粮食和一船水果或葡萄酒的总价值怎么会一样呢？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案例可以证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即使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也是不成立的。美国贸易逆差，从1970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几十年了，打了各种各样的热战、贸易战和汇率战，压日元、人民币升值等等非经济手段，美国实现贸易平衡了吗？没有。19世纪英国进口中国茶叶造成的贸易逆差持续了170年。英国种植贩卖鸦片，打了鸦片战争还是解决不了贸易逆差问题；接着又在印度西北部种茶，英国政府补贴修铁路，这全都是“看得见的手”，直到1900年才扭转了逆差。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幻想靠市场交易就能协调国际分工，以为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国际贸易的供求平衡，这是一个经济学理论的乌托邦。我把斯密叫做“空想资本主义”的创始人，因为斯密本人清楚地看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也看到资本主义初期的殖民主义，看到财富和权势的联系，却幻想市场能自动均衡，道德可以约束贪婪带来的战争和动乱。后来的哈耶克、科斯在亲身经历两次大战之后，依然坚持空想资本主义的幻想，否认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内生的不稳定性，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对人类发展方向的信仰问题了。

　　1.11　中国道路的贡献在发现协调分工的新模式

　　我今天要讨论的基本的问题，是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斯密理论的局限只有一句话：“分工加市场不等于协作”。市场对分工的协作，最多只有一半。协调分工的另一半、也可能是多一半，靠的不是市场，而是靠政府，靠社会，靠科学家，靠其他的非市场机制。中国搞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市场经济，优势远远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因为中国人口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发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的大国，尤其是大帝国。如果看不到这一历史现实，就没有理论自信，也看不到中国巨大的发展机遇。

　　我给大家画一个图，稍微用点数学来解释我们的“代谢增长论”。

　　这个图描写的是理论生物学两个物种竞争模型，我们用来描写两种技术或产业的竞争。当开发出更多资源的新技术（绿线）出现后，竞争市场份额乏力的老技术（蓝线）产出就下降了。总产量是红色的包络线，是两种技术产出的加总。换言之，两种技术竞争，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两者共存；要么一个灭了，一个兴起。任何一种技术、产业的生长，都受资源限制。技术的发展路径，开始一定是 S 型曲线，如果没有挑战者也会饱和。这叫逻辑斯蒂增长，其过程中知识是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只对这半个过程成立（如绿线）。但现有技术一旦面临新技术的挑战，新技术打开的资源空间比旧技术高。比如传统农业资源只有耕地，工业化开发新的资源，如煤、石油、核能，结果怎么样？老的技术就衰落，新的技术就上去，两者加起来的宏观产出，就又有增长又有波动，这就是我们宏观经济学天天看到增长和波动的叠加。

　　我们的理论创新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源头，不是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噪声或周期波，而是一系列小波的叠加。小波英文是 wavelet。小波的产生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规模限制是市场竞争最基本的非线性特征，和市场经济非均衡的根源。小波的叠加绝对不是线性叠加，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中国整体论的思想非常简单。就这么一句话，新古典经济学线性均衡论的数理模型就要加以改造。新古典经济学用布朗运动、随机游走来描写价格变动是“看不见的手”，他们认为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的结果，是市场价格像一个醉鬼，在均衡态附件随机游走。政府对一个醉鬼市场什么也干不了，不能把市场放在笼子里，只好听之任之，即使出了危机，也只能等市场自身复原，没药可医。但是如果宏观波动是小波叠加的结果，你会发现在小波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作用可以完全不一样。技术研发初期市场难以介入，政府和社会支持的研发对技术创新起决定性作用。技术起飞阶段规模递增，市场泡沫可能出现，技术饱和阶段必然出现垄断；技术衰落期消化过剩产能或落后产能，更需政府和社会的帮助。你也可以用这个图形来解释大国的兴衰。显然，市场和政府在技术竞争的过程中是共生演化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纯粹的市场，也没有可以脱离市场的守夜人。政府、社会、企业、家庭，都是相互影响的参与者。

　　〔陈平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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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第二部分：历史发展的多种竞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