恃醉何妨抛冷眼，佯狂未敢忘丹心──漫谈大阮
 
 
文/ 唐臣
　

 
　　史书上关于大阮的记载似乎始终是零星的，大多是《世说》式的趣闻逸事，即便如《晋书·阮籍传》，写阮籍本人的似乎也不过是一些有名的事迹连缀而成。我不读史，因而也不知道其他人的传记是不是也这样，只记得我原是为写剧本寻找素材的，这样一件一件松散的故事，如同断了线的珠子，给我构思整个剧本的逻辑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拒蒋济、醉辞婚、东平相、步兵酒、与嫂别、醉当垆、哭兵家、青白眼、途穷哭、广武叹、咏怀诗、劝进笺……这一粒粒的散珠，折射于世人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是旷达，是狂放，是潇洒？抑或，是虚伪，是矫情，是对世风人心的败坏，是不务实际的虚无之风的肇端？

　　当我从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一堆资料中掩卷抬头，想到的关于大阮的一个词，是艰难。闭上眼睛，脑海里莫名出现的意象，是蛛网上挣扎的一只蝴蝶，一只美丽的、有梦的、教人想起庄周之蝶的蝴蝶。那端坐正中、胸有成竹地得意洋洋地笑着的蜘蛛，应当是司马昭，或者说是司马昭所象征的那样一种权力罢？那蛛网，便是社会，是制度，是时代，是命运了。


　　阮籍的韵事：与嫂别·醉当垆·哭兵家

　　提到大阮，有一些轻松有趣的逸事是不容易被忘记的。因其相对地轻松有趣，所以不妨放到前面来说。

　　这些逸事，都与女人有关。按照中国多年文化的习惯，也不妨叫做韵事。

　　阮籍的嫂嫂回娘家，阮籍亲自与嫂嫂道别。我记得亚圣孟老先生曾经就叔嫂关系有过一番精彩的论述。在被问及“嫂溺”的问题时，孟圣人教导我们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如此一看，阮籍这一道别便有些过分，嫂嫂只是归宁，并非到了“溺”的关键时刻，“权”字是说不上的，当然就是“非礼”了，于是“或讥之”。更可恶的是阮籍竟不肯效法圣人，作一番“权也”“礼也”的冠冕堂皇的唧唧歪歪的论证，硬是蛮不讲“礼”地来了一句“礼岂为我设邪！”想来圣人到此，满脑子严密整齐的“权也礼也”也要天下大乱，惶然咋舌不知所措的。不过在人的本性之中，叔嫂之间，男女之间，关系其实并不如圣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复杂暧昧；叔嫂相送，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家庭的亲人之间的温馨。于是表面上还遵从着礼法的人们，心底里却难免暗暗赞许这样发乎自然的呼声，于是“礼岂为我设”这句话的知名度竟渐渐地不低于那段关于“嫂溺”的论述了。

　　阮籍好酒，而他的邻居就开了一家酒店。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个酒店老板相当善于发现市场。老板娘是个美貌少妇，当垆沽酒，想必颇有些广告效应。阮籍常常跑到人家去喝酒，喝高了就地往老板娘身边一躺。这回可比送别嫂嫂严重得多，简直近于酒色之徒的行径了。然而“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每读到此，我都忍不住要为这位酒店老板喝一声采。一直被视为满身铜臭、粗鄙不堪的小商人，居然就有这样的见识和气度，能够如此信任和坦荡地来看待妻子，并且对于大阮这个怪物的赏鉴，似乎也不在写出“外坦荡而内淳至”的《晋书》作者之下，简直就是一个名士型的商人了。试想如果这位老板实在没有半点子名士的幽默，一见大阮便冲上去饱以老拳，那么历史上恐怕又要多一个熊猫眼的大阮形象了罢。不过话说回来呢，小老百姓最是朴实，不懂得书上那么多弯弯绕，他们只凭着自己对周围人的最朴素的观察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恐怕反倒容易与率性不羁的大阮亲近了。

　　一个兵家的女孩子，才色俱佳，然红颜薄命，未曾嫁人先驾鹤。阮籍也不认得人家，就跑到人家家里大哭一场，哭够了才回来。阮籍究竟为什么而哭，哭的时候究竟想了些什么，我想是很难考证的了，除非像庄周那样，去敲着大阮的头盖骨问话。不过过了这么些年，估计连头盖骨也未必有了罢。那天和玄鸟讨论《牡丹亭》中的“伤春”，玄鸟说，伤春不是简单的伤春，而是对天地玄机，人世无常的直接感悟，换句话说，就是对“道”的体证。我想，把这样一种感悟的意义安到玄学怪物大阮的头上，也许不算很过分罢。这样一说，阮籍这一哭，倒是哭出点美学和形而上的高度来了。

　　上面这些个故事，除了送嫂那一出看起来比较自然以外，其他两个似乎都有些佯狂的色彩，有那么点子故意标示自己不同的味道。那么佯狂是不是就等于矫情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具体原因，后文有叙。


　　阮籍的仕途：拒蒋济·东平相·步兵酒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赏鉴完怪物大阮近乎野史风味的有趣逸事之后，少不得也要板起正史的面孔，考察一回大阮的仕途生涯。

　　大阮在遇到司马家族以前，仕途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停做官和辞官的折腾状态中。

　　太尉蒋济按照当时的征辟制度，请已经渐有名气的阮籍出来做官。阮籍呢，写了一篇记，开头无非是一些圣治英明的套话，然后说，我呢，没什么本事，臭毛病还挺多，“足力不强”云云，所以不能当官啦。蒋济这个傻冒呢，原来倒是担心阮籍不带他玩的，这回一看居然写了篇记，还以为阮籍跟别人一样，不过是嘴上推辞一把，以显示自己的清高而已，于是屁颠屁颠地派手下去迎接，谁知人阮籍早走了，愣被放了回鸽子，于是“济大怒”。本来故事到了这里，倒也没有脱出历来名士的路子，不算很意外；但下文的发展就有点意思了。“济大怒”之后，乡亲们怕阮籍吃亏，“共喻之”，一起劝说他，于是我们的怪物大阮，竟“乃就吏”了。我想，这样的一个仕途开头，多多少少预示了一些以后的命运。小小的蒋济一怒，阮籍尚且不得不出来做官；以后到了权术势极其精通的司马氏手里，其转圜空间之狭小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次官做得不情不愿，时间也不长，不久就“谢病归”。之后又做了回尚书郎，又被曹爽召去做了一回参军，都故伎重演地托病炒了老板的鱿鱼。想来蒋济、曹爽之流也不很看重阮籍，不过是抬举他一点小小的名气，既不识抬举也就罢了，所以阮籍才能三次都用生病的借口轻易脱身。随着阮籍名声日隆，同时蒋济曹爽之流换成了深谋远虑的司马，托病的小伎俩是不是还灵光呢？

　　离开曹爽还有一点小小的插曲，在阮籍辞去曹爽的参军之职以后一年多，曹爽就被司马懿干掉了，是为“高平陵事变”。时人认为阮籍很有远识，非常佩服。我想，阮籍未必就能算到时隔一年以后会有高平陵这么一出，不过凭着对曹爽那伙人的观察，觉得他们没多大出息，迟早歇菜，因而看不上眼倒是很有可能的。阮籍的请辞，未必就那么明确是要避祸，也许更多的是良禽择木的考量吧。不管怎么说，阮籍对于时事人物，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的洞察的，这一份敏感和聪明，也参与了他最终命运的铸就。

　　司马时代的开始，可以说是阮籍仕途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在史书中似乎就再也看不到“谢病归”“以病免”“以疾辞”之类的字眼，阮籍对于自己命运的把握，似乎更少了主动权。阮籍先是做司马懿的从事中郎，接着又做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中间略有变迁。

　　东平相的事情发生在司马昭时期，阮籍与司马氏的瓜葛，也主要是和司马昭的瓜葛。一天阮籍对司马昭说，我去过东平这个地方，“乐其风土”，司马昭“大悦”，于是拜阮籍为东平相。司马昭为什么“大悦”，一般的说法似乎是难得阮籍竟主动提出想干差事，司马昭觉得挺有面子。有人研究阮籍的《东平赋》，发现赋里头对东平的印象并不好，根本说不上“乐其风土”，同时又考证当时的时代背景，最后得出结论说阮籍请为东平相，不过是为避一时之祸。具体为了避什么事，我已经记不得了，只是避祸何以只用了十来天，“旬日而还”，却有些疑惑。如果只是十几天的祸事，能为了不做司马亲家而大醉六十天的阮籍，似乎也不必去打东平的主意。这里头具体如何，我不擅考证，有精于此道者，请为解惑。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总之我们的怪物大阮终于是骑上一头小毛驴儿，溜溜达达地跑到东平上任了。上任以后的政绩，史书的记载只有一件事，就是把府舍屏障的墙壁都拆了，让里外可以互相看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增强公务员执行公务的透明度。拆了墙之后做了什么，史书没有记载，唯有“法令清简”四个字来概括。看来大阮似乎是贯彻了无为治国的黄老思想了，这也是他一生中有记载的唯一一次政治实践。

　　有时候我想，阮籍早年也是大有抱负的，也许阮籍真的不过是一时兴起，厌烦了终日无所事事的逃避，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罢了。就好比喜爱游览山河的人，若没有行万里路的机会，便不妨做一些小盆景来解闷。“法令清简”的评价，应该说是偏于褒义的；阮籍的才能，似乎本也不仅仅是玄言清谈。

　　阮籍主动要求某个职务，除了东平相之外还有一次，就是听说步兵营有好酒，便请为步兵校尉，从此整天泡在酒里了。步兵校尉一职，似乎做了很久，根据我的记忆，高晨阳先生在《阮籍评传》中的说法，似乎这一职做的时间最长，有七八年，并且是做到公元263年阮籍去世的。世人称阮籍为“阮步兵”，即源于此。

　　步兵校尉的事情自然说的是阮籍和酒的关系。我们知道竹林七贤皆好酒，但最好酒的，首推刘伶，其次恐怕就要数阮籍。刘伶的喝酒和阮籍大不一样。同样爱喝酒，刘伶写出了《酒德颂》，几乎成为他唯一的代表作品（我印象中刘伶传世的作品似乎只有两篇，另一篇是残篇，不知确否）；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提到酒的却只有一首，而且充满“哀楚”和“酸辛”。同样爱喝酒，“死便埋我”的刘伶恐怕比阮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刘伶活到七老八十，善终；阮籍却只活了五十三岁，郁郁而亡。

　　我认为，刘伶的嗜酒，固然有逃避时世的成分，但刘伶总体上说可以说是旷达的，可以说是比较成功地超脱了的，他的痛苦不及阮籍深重。阮籍的嗜酒，除了积极地激发旷达不羁之气和消极地逃避时世纾缓痛苦之外，似乎还带有浓重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的意味。“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饮二斗酒……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刘伶若是这样的喝法，恐怕那荷锸的跟班真要大大派上用场了。

　　这几日读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见鲁迅亦直陈，苦闷之中嗜好烟酒，确实是有些自我毁灭的意味在的。弗洛伊德我一贯不喜，不过其关于人有生和死两种本能的说法，恐怕倒颇有道理。斗士如鲁迅先生尚有消沉自毁之闪念，何况是并非斗士、小小蒋济一怒就出来做了官的阮籍呢？

　　如果说阮籍的韵事表现的是他率真任性、个性张扬的一面，那么他的仕途则多少笼罩着一种压抑的灰色，表现出了一种无奈和无力。事实上，大阮的一生正是在极度的狂放和极度的压抑之间游走，狂放来自心灵中对自由和理想的极度渴求，压抑来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世，和他本身由于敏感多虑而显得软弱的性格。


　　阮籍的抗争：青白眼·醉辞婚·劝进笺

　　249年，司马懿杀何晏；254年，司马师杀夏侯玄；262年，司马昭杀嵇康。司马氏走向权位的过程中，所杀的当然不止这三位。只举这三位，是因为他们都是玄学名士，都因卷入政治而引来杀身之祸，因而也最能引起阮籍物伤其类的共鸣。尤其是竹林好友嵇康的被杀，可以说给了阮籍一个巨大的刺激。一面是“名士少有全”的令人窒息的现实，另一面是心灵对于自由的呼唤，冲突挤压之下，阮籍势必要做抗争，要为心灵争取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

　　母亲去世，大阮与人围棋不误。裴楷前来吊唁，阮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裴楷礼尽而去。嵇喜，就是嵇康那宝贝哥哥，也跑来吊唁，却受到大阮卫生眼球的礼遇，“不悸而退”。直到嵇康挟琴抱酒找上门来，阮籍才“大悦”，露出他那平常不见天日的黑眼珠子来。要说这个嵇喜也够倒霉，人家不带他玩他非往上凑，也不想想他弟弟那帮朋友哪个是省油的灯啊，于是三天两头自讨没趣。吕安在他门上题了一个“凤”字，害他臭屁老半天，结果被人耍了一把：“凤”者，“凡”“鸟”也。

　　裴楷这个人物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人家问他，阮籍自个儿都不哭，你哭个啥呀？他回答说，阮籍是方外之士，他可以不守礼；我是个大俗人，所以得老老实实按规矩来。这个回答是很得体的，是什么人便做什么事，“时人叹为两得”；我很疑心阮籍之所以拿白眼球瞪嵇喜而没瞪他，就在于嵇喜没他那么老实，又不大晓得摆正自己的位置。

　　大阮的眼珠子老这么翻来翻去，动不动挨白眼、老大没面子的礼法之士，对他自然就渐渐地“疾之若仇”起来，而司马昭竟“每保护之”。阮籍母丧而不居礼，那个礼法之士的何曾是大大攻击的，而且建议司马昭把阮籍流放到鸟不生蛋的地方去。结果司马昭倒是挺同情大阮的“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对何曾说，你看我们大阮都已经病成这样了，你就甭揪住人家不放啦。（顺便说一句，大阮的身体似乎一直不是很好的，加之纵酒自毁，为后来的郁郁而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司马昭和阮籍的关系，似乎一直是非常微妙的；有时候他对大阮甚至可以说有几分纵容。我看到一些论者，往往抱了非此即彼的冷战式思维，非要把大阮划到亲曹或亲司马的阵营里去，甚至以此来论证大阮的品德名节。其实作为思想家兼文人的名士们，每一个都有强烈的个性，每一个都有独特的人生，想要简单地把他们划归某个阵营，恐怕是很难做到确切无误的。

　　回到“抗争”这个主题上来。阮籍对于礼法之士的不屑，自然也是他的一种抗争；这种抗争所针对的对象是一个无形的虚伪社会，是泛指的，而不是明确地指向统治者司马氏，所以司马昭能够容忍甚至乐于保护。很多论者认为，礼法伦理不过“忠”“孝”二字，司马是没有资格谈“忠”的，所以大力提倡“孝”来取代“忠”的位置，以为掩饰；阮籍对守孝的不以为然，其实是对司马不忠的极大讽刺。对于这种说法我是有些存疑的，似乎过于夸大了阮籍和司马昭的对立，也过于夸大了阮籍的斗争性。有记载的司马昭在礼法问题上对阮籍的唯一一次刺激，就是以不孝罪名杀吕安并株连嵇康。嵇康之死，仅在阮籍去世前一年。显然阮籍因母丧而大发青白眼的壮举是在嵇康事件发生之前，是在司马昭对他的不拘礼法相当纵容的时候，我想阮籍这些举动应该不是直接针对司马昭的，所谓以不守孝来讽刺司马昭的不忠，似乎也牵强了些。

　　撇开司马昭不谈，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礼法的典范是什么样子的。礼法标兵何曾同志“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赘言一下，这个何曾就是那位穷奢极侈、“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的何曾。我粗粗翻阅了一下《晋书》里关于何曾的记载，应该说他还算是有一些见地和建树的，与历来评论竹林者以为其虚伪奢侈、几乎一无是处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然而，且不论何曾的墨守礼法究竟是出于虚伪的作态还是真诚的迂腐，我们看看他与妻子之间的繁文缛节，就可知人的真情是遭受到多严重的压抑和扭曲了。我想，但凡还有些真性情的人，应该都受不了这一套罢；在情感方面，何曾不过是一个礼法包裹的僵尸罢了，何尝有过真正的属于亲人的感情，遑论被目为“声乐嬖幸之好”的男女之情了。

　　上文提到阮籍的韵事，说到他确有佯狂和故意标新立异的意思，其实在青白眼的事情中看得就更明显了。此外还有一个小插曲也比较著名，就是大阮关于杀父杀母的那段论述。有官吏说到一个儿子弑父的案子，阮籍便说，哎呀，杀杀老爸也就罢了，可千万不能杀老妈呀。当然是四座皆惊。于是大阮不慌不忙地说，禽兽都认识老妈而不认识老爸，杀了老爸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了老妈可就禽兽不如了。这个故事，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太大意思，纯粹是玩文字游戏。可见大阮也并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很有聊，难怪世人有以为大阮过于矫情的。不过，我仍然要说那句话：如果矫枉过正，那也是这个世道枉得太厉害了。

　　如果说青白眼是对于整个走向偏颇的世道礼法的反抗，那么醉辞婚就是直接拒绝司马家族的招徕了。

　　司马昭之偏爱阮籍，不仅时时纵容他那些不容于世的行止，还想让儿子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从而结为亲家。然而这种“偏爱”，自然带了浓重的政治因素在内；未来晋武帝的老岳父，又岂是平白可以当上的。阮籍若答应这门亲事，无疑是向当世的官宦、士子释放一个信息：我阮籍从此是司马家的人了。阮籍明白。如前所说，阮籍的敏感和聪明，一直参与着他最终命运的铸就。于是他便大醉，一醉六十天。

　　如果说在前司马时代，阮籍仕途中离不开的一个关键词是“病”，屡屡以病推托，那么在司马时代，这个“病”字便换成了“酒”字。反正世人都知道阮籍是个大酒鬼，那么拿喝酒来搪塞也就非常顺理成章了。阮籍大醉六十天，做武帝老岳父的事竟也就“不得言而止”。后人有评论此事者，说阮籍真是有远见，要不然女儿嫁了武帝做皇后皇妃固然是风光，但以后便要做那著名白痴晋惠帝的庶母，恐怕最后少不得被贾南风害死的。这是后话，一笑可也。

　　我想说的是，阮籍酒的策略之所以成功，恐怕原因并不在他的聪明。如果司马昭真想逼他在这个事情上表态，喝点酒是根本不济事的。说到底，装病、喝酒这些文人名士的小伎俩，能不能有效完全看当权者的意思。我记得也是魏晋时的一个故事，说是司马师召李憙出仕，李憙应召而来。司马师于是颇得意，便问，为何我父司马懿多次召你你都不应，我一召你就来了呢？言下之意无非是自己英明神武，比老爹还有号召力些。谁知李憙缓缓应曰，你老爹以礼相召，我自然可以以礼推辞；你现在以法令逼迫，我没有法子同你讲“礼”，只好出来做官。阮籍的酒的策略是否成功，终究还是要看当权者是“以礼”还是“以令”。司马昭此次放过阮籍，按照我的推测，第一是因为当时形势并不十分急迫要阮籍表态，第二是司马逼迫阮籍的法子正多，倒不一定非要拿儿子的婚事做文章。

　　不管怎么说，总之这是酒的策略大大成功的一次。阮籍借酒卖醉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也算小有战果，然而也正可看见其反抗手段的局限。

　　酒的策略并不能次次成功，也有大败得血本无归的时候，便是《劝进笺》。

　　《劝进笺》是阮籍一生最大的污点。论者品评阮籍的优劣，分歧最大往往就在对《劝进笺》的解读。在很多人眼里，《劝进笺》是阮籍投降主义的大暴露。宋人叶梦得就说阮籍写《劝进笺》充分暴露了他自己也不过是“裈中虱”，并且建议将大阮杖毙于嵇康之前。

　　我们先看写《劝进笺》的时间。一般有两说，一是景元元年，即公元260年；另一说是景元四年，即公元263年，阮籍郁郁而终的那一年。后一说为大多数论者接受，我已说过不擅考证，唯有“吾从众”了。按照此说，则嵇康被杀（262年）──写《劝进笺》（263年）──郁郁而终（263年）形成了一条逻辑线，其中的关系也就可以略窥一二了。

　　《劝进笺》的名称其实是《为郑冲劝晋王笺》，是阮籍代司空郑冲所作，所谓“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这一个“使”字便大有文章：“以礼”乎？“以令”乎？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恰是嵇康被杀之后，在此之前，毋丘俭、诸葛诞（这家伙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三兄弟，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的狗便是他）等人的起兵亦被镇压，正可谓“天下多故”，是司马氏以令相迫的时候。有嵇康的前车之鉴，“以礼推辞”，明确表示不肯写《劝进笺》，后果是可以预想的。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加封晋王不过是司马走向帝位的一个阶石，司马的推辞不肯加封也不过是故作姿态，这些恐怕是大多数明白人都能看到的。阮籍若心甘情愿地写了《劝进笺》，不仅上回大醉六十日拒绝婚事的战绩要功亏一篑，而且屠刀上嵇康的血尚未冷凝，阮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面对嵇康在天之灵和天下的士子清流的。于是我们聪明的大阮再次祭起其大醉的法宝，“沈醉忘作”。这一次却不灵了。

　　按照《世说》的记载，阮籍被发现“宿醉”是在袁准袁孝尼家（还有一说，袁准是嵇康的外甥，但似乎不可考）。然而这次却没有任他醉上六十天，更没有因为他的醉醺醺就“不得言而止”。硬扶起来，当场就要他写，半点推托的余地也没有。后面的发展又比较的有意思，阮籍于是不得不下笔，“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一个醉到忘事的醉鬼写起文章来却“无所改窜，辞甚清壮”是令人怀疑的，大多论者以为阮籍大抵也知道这回未必能躲得过，所以作了两手准备，早有文章在胸了。

　　下面最大的分歧便在于对《劝进笺》的解读了。诟病大阮者往往以为此笺乃大阮甘心投靠司马集团之投名状，而大阮的 Fans 们则往往从笺中发掘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原来阮籍写的这个东东，暗地里大骂了司马一把，真乃敢于斗争且善于斗争者也。

　　《劝进笺》的原文我读过，其中确有不少地方，说是春秋笔法并不牵强。譬如说所举的典故，伊尹、周公、吕尚，无不是忠心辅佐君主、恪守臣道的典范；支伯、许由，又是不肯接受禅让、视帝位如粪土的高士。这些个例子无不是与司马的行径相反的。中间一段必不可少的颂圣，又夸张到说“大魏之德，光于唐虞”。至于最后一句“何必勤勤小让也哉”，说是带着点反讽的味道，倒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所以说《劝进笺》是大阮对司马氏的甘心投靠，想必是不妥的；若是投靠，又何必先前“沈醉忘作”，之后又用这样一些典故，拿魏帝比唐虞而拿明公（司马昭）比桓文；在古代帝王的评判体系中，唐虞是最高典范，而桓文只是一时霸主，孰高孰低，大阮的倾向可以说很清楚。

　　但是因而说大阮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恐怕也只是 Fans 们的一厢情愿。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云云，也许在历史资料的保存上有其积极意义，但用作现实斗争，则与托病和佯醉一样，是弱势群体在没有强有力武器与强权抗争时不得已采取的软弱无力的局限的手段。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司马昭及其集团的智商和能力。264年，钟会兵变投蜀，一直把钟会视为爱将的司马昭从来没有放松对钟会的警惕。钟会诬邓艾谋反，司马昭在命令钟会伐邓的同时，又以“恐邓艾或不就征”的名义派人带兵监视钟会，钟会“得书惊”，最终被诛。可见司马昭作为一个枭雄，是有相当的洞察力和魄力的。《劝进笺》里头那些春秋笔法，我都能看出些端倪，何况司马以及他周围的谋臣？别忘了当时司马身边还有那位成天瞪着眼珠子找人麻烦、变着法子寻思着像整嵇康那样整一把阮籍的钟会钟大才子呢。有人因此推断阮籍并非明褒暗骂，否则司马不可能放过他。但据我看来，司马即便看出春秋笔法也未必就不肯放过阮籍。说到底春秋笔法是一个很无力的东西，司马昭要的是当世之位而非身后之名，他很明白即使没有阮籍的《劝进笺》，自己篡魏的名声也是无论如何洗刷不掉的。而在当时，司马昭要的只是阮籍为自己写了劝进笺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又有多少人会仔细去研究其中是否有春秋笔法呢？换句话说，是笼统地知道“阮籍为司马写了《劝进笺》”的人多呢，还是有闲心研究阮籍写《劝进笺》初衷的人多呢？说到底，阮籍不过是司马手中的一个棋子。我在剧本里这样描述司马对阮籍的态度：“阮嗣宗性谨慎不比嵇康，多顾虑他难掀起滔天巨浪。我观他恰好比观纹于掌，一些儿狂放态又有何妨？”杀了嵇康之后，竹林已经不复存在，其他人先后出仕，阮籍又写了《劝进笺》，这样的局面足以让司马满意了。

　　阮籍的春秋笔法，与其说是对司马氏的斗争，不如说是对自己名节的维护，防守的意义恐怕是大大超过进攻的。然而这种防守的软弱无力，恐怕阮籍也心知肚明，否则何以不久便郁郁而终呢？不管用没用春秋笔法，《劝进笺》终究是写下了。千古艰难唯一死，阮籍对形势的洞察使他决不肯像嵇康那样，轻易牺牲了性命（嵇康在狱中还不知道自己要被杀头，他对形势是有所错估的）。他千方百计地想求一个折衷，想求一个两全，然而他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么一点点反抗，又有什么作用呢？阮籍是软弱的，士这个阶层是软弱的。那一只蝴蝶。美好的，有梦的，然而又是无力挣脱权力的蛛网的，柔弱的。大阮的FANS把大阮打扮成智慧的斗士，恐怕也大大有违大阮的本心，没能体会到他的步履维艰和无力无奈。西方有学者将人分为“哈姆雷特型”和“堂吉诃德型”，前者耽于思考、顾虑过多而缺乏行动；后者不假思索、勇往直前却冲动鲁莽。阮籍无疑是前者。

　　一面是道德名节的软索，另一面却是成王败寇的刀枪，中国的士子阶层便在这样道德与非道德的双重挤压中寻求畸形的生存，不是“失节”，便要做祭台上的牺牲。权力阶层在需要时便讲“道德”，不需要时则可祭起成王败寇的法宝不择手段，历史总归由成功者来书写。晋的篡魏，与魏的篡汉何其相似，历史在这里，只不过开了一个讽刺性的玩笑，真的值得士子清流用生命去抉择、去作牺牲？知识分子的使命，难道竟在于以命相搏？阮籍是软弱的，但生存的本能和欲望，难道不是天赋的人权？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有这样一段话：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从青白眼到醉辞婚到劝进笺，阮籍始终作着反抗，始终尽着一点微薄的力量，想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自我和尊严。然而他这种间接的无力的反抗，翻两个白眼，喝几通老酒，相对于当时的血雨腥风而言，又抵什么呢？于是他终于郁郁而终了。阮籍的结局，是顶不经济顶不合算的，既没有像嵇康那样的舍生取义、烛照汗青，也没有干脆不顾了名声，混一个苟活。他死得实在有些窝囊。然而他的理想，他的不甘，他的软弱，他的妥协，又都是那样地人性，那样地真实，那样地能扣动我们的心弦。


　　阮籍的哀痛：广武叹·穷途哭·咏怀诗

　　最后，拂开史实或逸事的表层，让我们深入地看一看大阮的内心。看看他的梦，他的理想，他的幻灭和哀伤。

　　史载，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于是又发出了一声历史上有名的长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广武之叹的具体时间似乎已不可考，一般认为是在较早的青年时期；广武之叹究竟对何而发，各家的臆测不一。

　　从字面上看，可以有两种解释。如果把这个“时”理解为当时，那么这句长叹便是感慨世道不古，对着刘项的伟业，感慨当今惟有“竖子”而已；如果把这个“时”理解为笼统的时代，那么这句长叹便是借古叹今，感慨“竖子”成名由来已久，刘项时便不过如此。这两种解释对刘项的评价截然相反，但不管怎样，这也许并不妨碍我们从宏观上去理解阮籍。那就是：阮籍有济世之志，有梦，有理想。一个没有理想的人是发不出这样的感慨和浩叹的。另一层是：阮籍意识到他身处的环境与他的理想是不符的，是冲突的，这是一个“竖子成名”的世界。

　　有论者认为，这句长叹是特别针对司马势力而发；也有论者认为，这句长叹把曹爽之流也包含进去了。我忍不住又要在想像中屈起食指，去敲打大阮不知在哪里的骷髅头：大阮啊大阮，你究竟骂的是谁哩？也许是司马，也许是司马和曹爽两家（这样比较容易比附刘项），也许把天下群雄都骂进去了哩？也许或者，不过是看了一些普通的权势勾斗（并不一定是最高层的权力争夺），一激动就犯了文人夸大其词的毛病哩？

　　然而，不管怎么说，现学现卖一句伽达默尔的话，“文本的意义超出它的作者。”透过这一声早期的长叹，我们多多少少窥见了阮籍将来的命运。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竖子成名”的现实。有了傲视时世的理想，才有理想幻灭的苦痛。

　　“途穷之哭”也是大阮最有名的逸事之一，所谓“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说实话，我很难理解，世界上怎么还可以有这样沉重的逸事。

　　在我未完成的剧本当中，阮籍的这一哭，被我放在他被逼写《劝进笺》、逃避到袁准家之时。为与其逸事的气氛相符，我特地用了谐谑的调子。

　　[袁孝尼家。

　　[阮籍衣冠不整，泪痕狼藉，抱酒坛上。

　　阮籍：（唱）三日期至我发了愁，

　　劝进笺儿债临头。

　　那郑冲，他前门进，我后门走，

　　堂堂名士成了丧家狗。

　　袁准：（见阮籍，惊）哎呀，嗣宗，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出什么事了？

　　阮籍：（醉意地）孝尼，你不晓得……方才我驾车出来，就这么随着性子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举起酒坛喝酒，仿佛忘了下文）

　　袁准：（焦急地）怎样了？

　　阮籍：（以手前指，含糊地）走啊走啊，走、走……（突然的）喔唷！

　　袁准：（吓一跳）怎么了？

　　阮籍：（恶作剧得逞似的，喝一口酒，缓缓地）……前面没有路了……

　　袁准：（松了口气）嗣宗，你又喝多了。

　　阮籍：（醉态可掬地）……呵呵，原来我没有路可走了……没有路可走了，哈哈……（笑声渐转为辛酸）嘿嘿，我，我没有路可走了……没有路……（抓住袁准，泣）孝尼，我没有路可走了哇……

　　……

　　这一部分尚且是草稿，还粗糙得很。把途穷之哭具体化为对被《劝进笺》逼得走投无路的影射和比喻，也只是戏剧剧情集中的需要，其实可能把阮籍的原意大大地狭窄化了。阮籍的途穷之哭，未必单为一时一事，也未必就只一次，那里头更多的是一生理想终告幻灭的痛，是妥协了让步了忍受了之后仍然举步维艰的苦。我用了黑色的谐谑，只希望可以描绘其绝望之万一，在其行为的怪诞悖谬中，掺入现实主义的泪水。

　　穷途之哭与广武之叹遥遥对应，自指点江山、粪土万户侯的豪情起，以穷途末路、失声痛哭的绝望止。这遥遥相对的两个场景，应该说浓缩了阮籍充满戏剧意味的一生。

　　铺洒在豪情与绝望的两个极端之间的，便是阮籍洋洋洒洒八十二篇的咏怀诗。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其实是指他成就最高的五言诗。五言诗之外，阮籍还有十三首四言咏怀。由来已久的说法，是说阮籍的诗晦涩难懂，所谓“阮旨遥深”。然而我认为，若要去细细考据大阮的每一句诗影射了什么时事，自然是晦涩难懂的；但若只是从中感受大阮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也许却并不难。

　　八十二首咏怀诗，观其内容，大体分为四类：儒家（济世）的理想、丑态的讽刺、道路的思索，以及现实压迫下的孤独、不安、苦闷和彷徨。

　　儒家的理想，一般认为是阮籍较早时期的作品，体现了他青年时期儒家思想占主流的人生观。咏怀诗第三十八（“炎光延万里”）、三十九（“壮士何慷慨”）、六十（“儒者通六艺”）、六十一首（“少年学击刺”）等都可划入此类。举第六十首为例：“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渴饮清泉流，饥食幷一箪。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咏南风，缊袍笑华轩。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诗中塑造了一个真正的儒者君子的形象，他通六艺，勇立志，守礼法，安贫乐道，不受嗟来之食。面对这样一位儒家君子，道家始祖的老聃也只能“用长叹”而已。这首诗里头，阮籍的价值取向很明显是倾向于儒家传统的，与他在世人心目中目无礼法、怪诞不羁的形象完全不同。鲁迅先生曾说嵇阮其实是最守礼法者，可以说有一定的道理。当外在的儒家道德成为内心的道德律之后，便可完全超越外在的形式的东西；并且由于内心的坚守，当周围的人本末倒置、空求形式而内容败尽之时，他就必然要猛烈地反对和抨击这种有名无实的形式了。但阮籍的思想确实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的慢慢渗入和不断扩展是一个事实，“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然”，也并非“内心真正的礼法”所能完全概括。

　　丑态的讽刺，最显著的自然是对一些形式主义的“礼法之士”的活画像。如第六十七首：“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我印象中，一般论者似乎把“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理解成嘴上说着礼法的一套，其实做的却是嫉贤妒能、“灭芬芳”的勾当。这个地方我有些疑惑，我疑心这里的“灭芬芳”只是简单地指户内不放置芬芳之物，因为这些物事可能是被礼法之士划为“声色娱乐”一类的。我的古文功底并不好，只是觉得按照大阮的个性和诗风，这里忽然出现“灭芬芳”（起码是陷害、甚至是杀戮等级的了）这样尖利直接的指责或者说指控，似乎有些突兀。当然，如果按照我的理解，户内不放芬芳之物的行为，上升到理论高度，是可以说他不懂得自然、不懂得美、惺惺作态的，亦即前文所说的，是礼法包裹的僵尸。而且，我觉得这首诗不出现直接的指责和揭露更加有韵味：前面六句仔细描述了这些伪君子的惺惺作态，是一个完整的活画像，本身就很讽刺；结尾再来一句：“哎呀，瞧你们这样的扭捏作态，真教我也要替你们愁坏肠子哩（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就好比幽默画那点睛一笔的题词，饶有趣味。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臆测，“灭芬芳”这一句究竟如何理解，我并无把握，望识者有以教我。但总之，这首诗是对礼法之士的讽刺，这个大的题旨是不会有错的。

　　道路的思索主要是指阮籍对于世事错乱无常的感触和对于自己如何在无常的世事中存身的思考。“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第六）、“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第四），是对“富贵如浮云”的最一般的感慨，并对此表现出“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第二十八）的较为从容的态度，和“保身念道真，宠耀岂足崇”（第四十二）的理想。“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第五十六）、“人知结交易，交友诚独难”（第六十九）、“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雠”（第七十二）是对世态炎凉、友人亲人都可能背叛的感触。“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第三十一）对着古迹发出时代的浩叹，与“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第七十九）遥相呼应，是对时世错堪贤愚的感叹。而“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第三）则是对于更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敏感的体会了。对于如何在这样一个错乱无常的社会中存身，阮籍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高标遗世，决不同流；另一种则是和光同尘，韬晦避祸。阮籍在这两种态度中间，始终是飘摇和犹豫的。“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四十三）、“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第五十八）是与世俗的决绝，这种高标特立的气概在第二十一首中得到很好的集中描述：“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这样一个“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的玄鹤，正是诗人心目中高洁的理想的自我形象。但是时世的压迫又使诗人有时候不得不发出另一种感慨，即所谓“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第四十六），“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理想中的高标遗世和现实中的韬晦妥协，这两者的矛盾可以说是贯穿了阮籍的一生，他的内心在这种矛盾的煎熬中从来没有得到过安宁。诗人渴望从这样的时世、这样的矛盾煎熬中解脱，于是结合他的玄学理想，他的咏怀诗中出现了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游仙诗。如第十首：“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沉。捷径从狭路，僶俛趋荒淫。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是对世间浮华荒淫的鄙弃，和对道家清虚逍遥的追求。第三十二首：“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是对世事无常的感悟和体证之后，对隐逸和游仙生活的向往。但是所谓的游仙理想，又终究是缥缈的，神仙谁见过呢？咏怀诗的第四十一首最恰当地表达了诗人最终无法找到解脱之路的迷茫：“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龄，养志在冲虚。飘飖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高标，而又妥协；幻想，而又清醒，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阮籍。

　　现实压迫下的孤独、不安、苦闷和彷徨，这一部分的诗，是阮籍的咏怀诗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我想也正是这些诗，奠定了阮籍形象在我心目中的基调：一个苦闷的、挣扎的真实灵魂。咏怀诗的第一首即塑造了一个深夜不眠、孤独彷徨的诗人形象，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种苦闷的愁绪往往是凭空袭来的，虽然为眼前景象所触动，却并非为眼前景象而发，所谓“步游三衢旁，惆怅念所思。岂为今朝见，恍惚诚有之”（第四十九）。南飞的大雁，秋天的蟋蟀，都可以勾起诗人的无边愁绪：“鸣雁飞南征，鶗鴂发哀音。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第八），“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第十四）……除了苦闷，还有惶恐，“殷忧令志结，怵惕常若惊”（第二十四），还有对生命易逝的感怀和忧伤，“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第四十七）。我不知道咏怀诗是按什么顺序修订的，然而这些孤独、苦闷、忧伤、彷徨的篇章，散落在从头至尾的每一个角落，一如弥漫于阮籍生活的整个时空。“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第十七）“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第三十三）“一日复一朝，一昏复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飘沦。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第三十四）……谁能够反复吟咏着他自己的哀愁苦闷而不使人厌烦？谁能够一篇又一篇重复着自己的孤独忧伤而不显得无病呻吟？阮籍，只有阮籍。因他的哀愁太深，因他的苦闷太重，因他的哀愁和苦闷，是一切理想与现实不能协调者共同的心声，便是用尽八十二篇来诉说，也不能完。

　　认知阮籍，光从事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推断，我想是不够的。有论者勾连当时事件的蛛丝马迹，推断出大阮不仅卖身投靠司马，而且还秉承司马昭之命作了间谍。这一观点已有学者用严密的考证和论述来推翻了，我便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在研究大阮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很多的论调，其中也包括了对大阮的否认和怀疑。因而我也动摇过，我也问过自己，大阮会不会真的只是一个伪君子？然而我又来细读了咏怀诗。伪君子写不出这样的诗。尽管文未必如其人，但是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的苦闷和彷徨那样真切，其中的犹豫和矛盾那样鲜明，不入此境的人是决不能描摹出来的。


　　简短的结语

　　拖了好几周，这一篇关于大阮的文字总算完成了。说实话，这篇文章并无特别独到的发现和见地，顶多不过是当年所读书籍的一个总结和体会，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如果说还有叫我满意的地方，就是材料较为充分，叙述较为平和，终究还不算矫情而已。信笔写来，不免拉杂冗赘之处，请诸位包涵。大阮的事迹，在文中提到的十二件之外，应当还有一些。取这十二件，不过因为是搭一个框架的方便。只希望这篇文章，能作为人们了解阮籍的一个简易的入门便是了。

　　最后似乎需要交代一下文章的题目。题目取自我的旧诗，窃以为可以概括阮籍的一生。所谓丹心者，非一般论者所谓“忠贞之心”（对曹家）也，而是一颗面对自我、忠于自我、不肯全然放弃自我的质朴的心，一颗没有在世间完全迷失、要寻求本原、守住本原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