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

文/丁耘　来源：观察者网 2014年04月30日

　　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在《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者序中，我对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的研究与评价史做了如下概括：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一些重要关头，对五四运动的每一次探讨与评价总能带来新的历史兴趣与现实效果，甚至可以说是某些重大历史转折的先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关于五四运动出现了不同于正统的史学描述……另行回顾过去是为了走向别样的未来。无疑，新描述并不出于所谓单纯的客观史学兴趣，其重点也并不在于对五四运动进行孤立的评价，而是试图突破革命的历史目的论，探索另外的历史叙述框架与社会建设蓝图。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五四运动所引发的一切论争的实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将自己指认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新启蒙运动。这固然意味着它对五四运动政治激进主义面相的温和反思与潜在拒绝，但另一方面却也同样表明它继承了后者激进的反传统文化话语……1990年代以来，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先后兴起，几乎将批判的锋芒一致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思想资源，中国与欧洲的启蒙运动同样遭到检讨……由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史地位大抵降到了诞生以来的最低处”。

　　时隔五年，这些话大体仍然有效。不过需要补充新近的情况。五年以来，国内的五四运动研究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向。第一是上述保守主义倾向的继续发酵，对五四运动的否定从部分转到了整体。锋芒所及，从救亡转到了启蒙。第二方向则是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复杂性的前提下，在五四启蒙与儒家传统之间发现某种辩证的连续性，让五四精神和传统文化相互限制、彼此融合。这大概算保守思潮里有现实感的中道派。第三个可能的方向则是把五四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中国革命史、建国史的背景上把握，特别是从新中国的奠基和道路回看五四运动。在第三方向努力的人比较少，但这也许是最有前景的。

　　下面把这三个方向结合起来评论。

　　虽然具有不同来源和动机，一个在复杂光谱下仍具某种共通性的保守主义思潮方兴未艾。此思潮中的激进派表现出了全面否定五四运动，特别是其启蒙方面的倾向。这大概是五四运动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

　　如果说，李泽厚试图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来区分五四的不同面相，并选择继承启蒙精神的话，那么在新兴保守主义那里，对启蒙本身的尖锐批评丝毫不亚于李对救亡的反思。这看起来是对李泽厚的否定，实际上是把他终结革命的逻辑贯彻到底了。保守派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启蒙和救亡是一个声部的，不存在什么双重性。启蒙是救亡的前提，救亡是对启蒙诉求的实现。五四青年的救国并非源于士大夫的朝堂意识，而是属于全民国家意识。现代国家意识及民权意识的普遍化和实体化，才是五四启蒙的最终目的，是新青年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传统“兴亡有责”的关键所在。现代爱国主义不为儒家传统德目所涵。虽在理论上双方或可有所调和，但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儒家制度与文化的某些特征（君权、父权、夫权、绅权、宗族制度等等），以及某些尊孔的政治势力（例如旧官僚及地主阶级的政治集团），和五四一代兴起的新爱国主义仍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这是中国革命精神在五四时期不得不与儒家传统明确决裂的重要缘由。那时的儒家还是太旧了，还没有准备好为现代国家给出一个完整的新叙述。儒家传统遭受的磨难归根结底并非来自五四，而是来自现代国家建立的历史逻辑。只有认清这一点，只有真正地解释而非攻击革命主导的中国现代史，这一代大陆新儒家——除了少数清醒者——才能从还乡团式的仇恨和悲情中解脱出来，更始重生。这就叫知天命。不过现在看来他们远不如梁熊甚至冯，在政治情怀上倒是和他们无端鄙视的港台新儒家毫无二致。

　　五四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组成部分，对待五四的态度包涵着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这是保守主义思潮批评五四的隐秘出发点。但某些鲁莽的保守派忽略了，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也影响了对待共和国的态度。五四运动是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国基石之一。否定五四运动不可能不触及共和国。从否定革命出发，导致寻求某种“革命”，从而走到自己的反面。这就是鲁莽保守派的“辩证法”。

　　处理五四运动，或者不如说处理革命和建国的关系，需要某种表现为历史观的、真正的政治智慧。这与处理建国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实质上并无不同。1949年上推三十年，正是五四之年。1949年的建国者（the founders），正是从五四一代中分化出来的、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精英。不错，五四运动的确是知识分子运动，但五四运动的历史归宿则已是唤起、整合和组织民众的运动。没有对人民的唤起、组织，没有国族意识的建立，现代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人民主权的现代国家的内在起源无非是：具有传统背景的精英突破传统，打破或改革旧的、狭隘的政教秩序，全面组织民众。哪个政治派别能动员和组织更多的民众，哪个政治派别就有更多的、更合理的建国能力。一部现代中国史，孙中山、毛泽东、梁漱溟等人的得失成败，只能以此去解释。

　　启蒙不可或缺，但本身不是目的。宗教改革与启蒙是将传统臣民组织为国家主权者的必由之路。缺少这两个环节的文明无法进入现代。由于儒家的宗教改革尝试（阳明后学及康有为的努力）没有成功，它无法分担组织人民的任务。五四运动只能背负起比欧洲启蒙更沉重的使命。在启蒙群众之后，中国的社会改造者必须把围绕宗族祠堂建立的传统社会重组为普遍同质的政治体（这就是“反封建”的现实涵义）。由于没有教会传统，他们必须白手起家，直接向最具组织能力的布尔什维克学习（也有向基督教会学习的尝试）。任何民众组织都需要领导和精英，尤其是出身平民的精英。儒家虽无一神教构建普遍同质组织的经验，却不乏通过非神学的理性教育选拔平民精英的优良传统，这在列宁主义的组织构架下可以得到有效的挪用。这同时也是五四运动中的温和派别（例如冯友兰和沟口雄三在梁漱溟身上发现的所谓“另一个五四”）在儒家那里找到的，可与启蒙理性传统对接的地方。

　　今年同时也是“一战”爆发100周年。五四运动乃至启发了五四运动的俄国革命，都属于“一战”的后果。一战是帝国主义国际均衡体系破裂的产物。一战表明，中国已比晚清时更彻底、更主动地卷入了国际体系。老大的东方帝国（俄罗斯、土耳其等）为避免败亡，只有快速工业化。这必然导致破坏旧的土地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贵族-士绅政治及文化。变革是惨烈的，需要强大的中央政权和意志坚定的改造者，需要全盘重塑人民。俄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厘清这些历史情境和脉络，多少有助于回应对五四运动的学究式批评。“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等在语义上引起许多争论的口号，是应该而且可以获得“语用学”论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