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亚布力炮声”听起来像矫情？

文/文扬　来源：观察者网 2014年02月21日

　　不出所料，从今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再次传出阵阵“炮声”，而且听起来更加响亮了。

　　“炮声”的方向，不在经营之道、行业分析、观念创新这方面，代表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亚布力人”，目前还极少有人真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一语惊天下，一言改江山。正如人们看到的，中国式“亚布力大炮”的目标所向，一如既往，主要还是在本国政府行为和社会制度这方面，这是他们最为热衷，乐此不疲的。

　　所谓“企业家谈政治”，此议的确不是小事。改开35年后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登上全球福布斯排行榜单者也已不少，合计财富够买下几个中等国家了。平心而论，这样一个坐拥巨大财富和声望的精英群体，的确不可能长期保持低姿态低调门，不可能长时期不过问政治。假设这个群体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某个非洲国家或拉美国家，其他不说，就凭着比国家财政收入还高出几倍的私人财富，还有谈不谈政治的问题吗？这些人本身就是政治了！更换政府、挑选总理、修改法律，在自己的亚布力论坛上就定了。

　　看得出来，一部分“亚布力人”就很急于进入这个境界，一种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境界。归纳一下，就是“四个高于”，即：资本高于权力、经济高于政治、社会高于国家、私权高于公权。

　　说到底，他们难以遏制的谈政治心结、骂政府冲动，无不是受这“四个高于”的诱惑：当了资本家却仍被权力压着，经济上成功了却没有政治地位，成了社会精英却必须臣服于国家，坐拥巨大的私权力却不敢挑战公权力……很窝囊，很憋屈！只要一天不实现这“四个高于”，他们就一天不舒坦、不解放，就总有个尚未成功的革命事业在前方召唤。

　　在今年的年会上，那位著名的“大炮”忍无可忍，几乎就要脱口而出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政府说了不做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我们对政府没有任何约束，……如果我们有办法能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三中全会所有文件才有可能被落实，或实现我们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他说。

　　很明显，这里的“我们”，已经在意念上完成了超越，已经开始代表他们心目中高于权力的资本、高于政治的经济、高于国家的社会和高于公权的私权，几位先锋人物现在急于将意念化为行动，急于由我们“亚布力人”（自由派经济学家—企业家集团？）出面约束政府，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然后自己来主导一切，安排一切。

　　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吗？

　　“四个高于”在中国决无可能

　　历史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新一代企业家群体应运而生。这里的基本事实是：无论这个群体现在长成了什么样子，即使已成人猿泰山绿巨人，从历史演变上看，也不是自身前世今生的再延续，而是中国国家政策的新产物，其诞生的起点，甚至可以精确地追溯到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一句话。

　　不是吗？今天的“亚布力人”，没有一个能把自己的发家史追溯到邓公这句话之前。

　　这就是中国企业家与生俱来的一个身份困境。在这个新群体诞生之前，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三十岁了，新生企业家群体并没有参与国家的创造，恰恰相反，是国家通过政策创造了新生企业家群体。两者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一样，新生企业家群体永远是儿子，国家永远是父亲，无法改变。

　　横向比较地看，这个关系的确有些特殊。在西方国家，由于企业家的历史远比现代国家要长，而且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社会渐变转型而来，在转型过程中，资本权力和其他形式的私权力都得以相对完整地保持，没有中断，所以，企业家群体全过程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创造，私权力全过程参与了公权力的创造。就这样造就了一个与中国正好相反的情况：企业家精英是国家之父，国家是企业家群体之子。读一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近现代史，莫不如此，没有例外。

　　俄罗斯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前苏联时代，国家公权力一统天下，旧时代企业家集体消亡，私权力历史中断，直到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时代，新一代企业家又重新诞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企业家群体不是在国家政策的调整实施中有计划地养育出来，而是在国家解体后的废墟上野蛮地生长出来，新一代企业家群体与国家之间，并没有父子关系，谁也没有创造谁。到了普京时代，国家权力重新恢复加强，国家与企业家群体之间更像是同胞兄弟，时而相互提携，时而冲突对抗。

　　如此看来，从国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上分，无非三类：西方是第一类，前者是后者之子；中国是第二类，后者是前者之子；俄罗斯是第三类，两者是兄弟；其他国家或接近西方，或接近中国，或接近俄罗斯，也都不出这三类。

　　在企业家是老大的第一类国家里，上述的“四个高于”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毫不稀奇。但在国家是老大的第二类国家里，因为权力不会让位于资本，政治不会让位于经济，国家始终高高在上，公权也始终高高在上，所以，可以有金融街但不能有华尔街，可以有亚布力但不能有共济会，可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国家仍然统领一切，可以让企业家谈政治，但政治仍然自行其是，独断乾纲。

　　这样的国家体制当然不是没有问题，更不是不容变革，但变革的方式一定不是西方式或俄罗斯式的，也不是“亚布力人”可以主导的。国家至上、政治至上的中华传统，从两千年前的秦汉帝国一直贯穿到今天，早已内在于文明本身。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必须正视并敬重这个传统，尤其要认识到它的独特性以及对于整个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所有出于个人私利或小集团利益而发起的挑战，都是妄自尊大。

　　先富者的不满就是矫情

　　“先富”政策三十年，新一代中国企业家呼啸而起，以历史上空前的速度积聚起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新贵族。“亚布力人”这个名称的涵义无论有多少，首先一条，也是最摆脱不掉的一条，就是“中国先富政策最大受益人”或“中国改开政策最大得利者”。

　　近年来，很多人已成为可以和世界级财富家族平起平坐的超级富豪，但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来自中国的富豪无一例外都在“白手起家”之列。全世界人都明白，这并不说明中国企业家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他们个个都是白手起家的高手、平地起楼的奇才，意味着把他们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里他们也都能有同样的壮举。这一特殊现象，其实正是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所在国家和所处历史阶段特殊性的反映。

　　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这样想，甚至越来越不这么想，所以每年都炮声隆隆，越来越隆隆。听口气，似乎他们在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历史身份和血脉联系反倒成了束缚他们的桎梏；似乎他们不是最大受益人和最大得利者，反倒是最受压抑、最不得志的一群；似乎中国本来是他们的，财富本来也是他们的，反倒是国家反客为主、后来先得了。

　　亚布力论坛十四年，从来没见到有人划出这条底线：既然没有参与国家的创造，也就无权决定国家的性质；既然身为国家政策的产物，也就必须尊重国家的威权。

　　如果不能守住这一条线，一心想要效仿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的同行，挣脱国家约束，甚至反客为主，迫使国家就范，那就是犯了不明事理、忘了自己是谁的错误，就成了唧唧歪歪的矫情孩子。

　　“亚布力人”的出路不是没有，但肯定不在短时期内。只有中国企业家群体真正成熟了，英雄辈出了，对国家对民族有所担当了，在世界舞台上也一言九鼎举足轻重了，那时候再重新调整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新争取私权力的地位，才有希望。

　　参照西方历史，这个成长期至少在百年以上。寄望于中国“亚布力人”有此心胸和眼光，早日告别儿童期烦恼，尽早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