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何帆 来源：观察者网 2013年12月03日
 

　　 
　　1971年8月15日是个星期天。就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夜晚，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

　　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镇，世界各国代表共同商议建立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这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作为盟主，与其他国家的约定。

　　然而，突然一夜之间，美国过去说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国际金融市场上一片恐慌，人们纷纷抛售美元，欧洲很多国家不得不暂时关闭外汇市场。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伟大的美国，人家耍起无赖的时候，都能如此的毫无惧色与愧意。

　　二战之后，欧洲和亚洲百废待兴，吃饭需要进口粮食，生产需要进口机器。但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外汇储备已经消耗殆尽。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建，需要美国向其欧洲盟友和日本提供大量的资金援助。1947年美国通过了向欧洲提供援助的马歇尔计划，1948年实施了向日本提供援助的道奇计划。

　　著名国际金融学家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教授曾经说，准确地讲，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被称为“马歇尔-道奇-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十多年，德国和日本迅速崛起，法国经济也很快复苏，到1958年，美国已经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说来令人感慨，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元从稀缺的“荒”，变成了泛滥的“灾”。

　　1960年，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谈到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内遇到的两难选择。如果想要满足世界经济对流动性的需求，美国就必须源源不断地对外提供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得有经常账户逆差。但如果美国一直都是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对美元的信心又会受到影响。这一缺陷，是美元打从娘胎里就带来的。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命门。

　　冰上的裂缝已经出现。1960年金价一度涨到了每盎司40美元。美国对此深感忧虑。1961年，美国和七个欧洲国家共同建立了黄金总库，说好了哥儿几个一起在伦敦市场干预黄金价格，保持金价稳定在每盎司35美元。金价要是涨，大家就一起卖，金价要是跌，大家就一起买。一开始，黄金总库运行得很好，因为那几年主要的两个黄金生产大国苏联和南非都在抛售黄金。苏联出现了粮食歉收，南非遇到了国际收支恶化的问题，不得不卖黄金换钱。

　　但到了1965年之后，黄金的供给减少，金价不断上涨，参加黄金总库的各国压力越来越大。意大利一边在伦敦市场卖出黄金，一边偷偷地到美国把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一向对美元的霸权地位耿耿于怀。1965年戴高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批评美元有“过度的特权”，要回归金本位制。1967年法国干脆退出了黄金总库，戴高乐下令，派军舰把黄金从纽约拉回巴黎。

　　国际协调靠不住，美国开始自己单干。为了调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国防部在采购的时候采取了一项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买美国货政策。美国在提供对外援助的时候，要求受援方一定要买美国产品。美国向其欧洲盟友施加压力，让他们承担美国在欧洲驻军的费用。美国实行了利息平衡税，对美国人购买外国证券得到的利息额外征税。1968年尼克松总统上台之后，他发现这些政策起的作用都不大。尼克松决定发起攻势，迫使其他国家就范。他选择了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来扮演这个欺负别国的角色。

　　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约翰·康纳利已经是美国新任财政部长，就站在他的身边。康纳利体格魁梧，头发灰白。他曾经担任过得克萨斯州长。1963年肯尼迪遇刺的时候，康纳利和肯尼迪坐在同一辆车上，这位倒霉的得克萨斯州长也陪着挨了一枪。康纳利律师出身，说话一向咄咄逼人，他没有多少关于货币和金融的知识，但这位自称“国际金融球场上的流氓”的财政部长，知道如何在谈判中压倒别人。

　　1971年5月，康纳利本来是要到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但他飞到慕尼黑参加一个国际货币研讨会。康纳利觉得，到欧洲的地盘上向欧洲人发起攻击，才够硬派。康纳利盛气凌人地讲到，欧洲国家必须承担美国海外驻军的费用，必须向美国开放市场，否则，美国会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欧洲国家看着办，后果自负。

　　这一通发言着实让尼克松的外交顾问基辛格博士吃了一惊。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要挟呢。在6月份的国际清算银行会议上，欧洲的央行行长们纷纷抱怨康纳利的讲话。但尼克松这时已经决意一意孤行了。8月13日，英国要求把持有的30亿美元兑换成黄金。这是最后一根稻草。8月15日，尼克松以他惯有的诡秘，宣布实行一套新经济计划，包括减税、90天价格管制等内容，但藏在稻草中的炸弹，就是美元和黄金脱钩。好像是觉得还不够过瘾，尼克松还加上了一条：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据尼克松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产品不会因“不公平的汇率”而受到影响。

　　尼克松电视讲话之后，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欧洲各国和日本财政部长纷纷抱怨美国人使出这种损招。约翰·康纳利大言不惭地对他们说：“美元是我们的，但问题是你们的。”关闭“美元窗口”是一个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美国财政部的方案是，为了让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减少130亿美元，美元应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加权货币贬值11%。尼克松讲话之后，康纳利的任务便是找各个国家分配任务。在谈判桌上，他极其夸张地把手拢在耳朵上，侧着头说：“听不见，我听不见，你们的对策是什么呢？”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讨论。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会议室一片寂静。有人在闷头抽烟，有人在窃窃私语，但是没有人想带头发言。终于，德国经济部长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站了起来，他说，德国可以承受美元10%的贬值，或许还可以多承受几个百分点。马上有人问：“你说的几个到底是多少？”席勒说：“按照我们德国人的说法，一个不算几个，两个才算几个。”法国人继续保持沉默，英国人和意大利人抱怨自己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

　　康纳利同时也在和日本人磋商。美国最初的要价是让日元一次升值24%，后来又降低到20%。老谋深算的日本大藏大臣水田三喜男告诉康纳利，这是绝对不行的，日元升值绝对不能超过17%。康纳利皱着眉头问：“为什么呢？”水田三喜男一本正经地回答：“因为17%是非常非常不吉利的。1930年日本返回金本位制度时，日元恰好升值17%，结果引起了经济萧条。当初那个主张日元升值的大藏大臣最后被刺杀了。”或许这段话让康纳利想起了自己坐在肯尼迪车上被枪击的往事，他同意日元升值到308日元兑1美元，即日元升值16.88%。其实，在参加谈判之前，水田三喜男已经得到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授意，可以接受日元升值20%。

　　最终的谈判是1971年12月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进行的。美国同意取消10%的临时进口附加税，美元对黄金贬值7.89%，每盎司黄金的官价从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德国人没有守住12%的关口，马克对美元升值13.57%。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尼克松匆匆忙忙从白宫赶来。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站在古老的航空航天博物馆中，尼克松面对一群站在怀特兄弟和查理斯·林德伯格飞机下面的记者，宣布会议达成了“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

　　这句话足够让各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们好好地嘲笑一下尼克松总统。但要是这点厚脸皮都没有，怎么能当上美国的总统呢。事实上，尼克松对国际金融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在史密森协定达成之前，尼克松曾经和法国总统蓬皮杜一起商议过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蓬皮杜曾在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是金融的行家，讲起黄金和美元滔滔不绝，但尼克松总统却哈欠连天：他晚上熬夜听华盛顿红皮队和洛杉矶公羊队的橄榄球比赛，白天困得不行了。尼克松之所以对史密森协定的达成如此兴奋，或许是因为他认为，美国再也不用戴上美元的枷锁了，美国不再需要承担稳定汇率、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责任，美联储就可以想发多少钞票就发多少钞票了。

　　尼克松早就对美联储心怀不满。他认为自己1960年竞选失败，就是因为美联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萎靡不振。1972年大选之际，尼克松跟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说：“快搞点通货膨胀”（Err with inflation）。伯恩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他原本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格林斯潘就是他在哥大的学生。伯恩斯很反感尼克松的指示，但尼克松自有他的招数。他指使手下散布谣言，说伯恩斯游说要给自己涨工资。怯懦的伯恩斯只好放松了货币政策。

　　就在尼克松称为“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达成之后刚刚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元再一次贬值。《时代》周刊说：“像这样在14个月之内货币贬值两次的事情，过去只有那些香蕉共和国（观察者网注：“香蕉共和国”指某些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通常是香蕉、咖啡等经济作物；外国势力控制该产业，进而操纵整个国家。如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标准果品公司曾控制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等。1904年，美国作家欧·亨利在 Cabbages and Kings 一文中首创该词。）才干得出来。”

　　2011年8月5日，将近四十年之后，标准普尔破天荒地调低美国长期国债的信用评级，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震惊。很快，美国副总统拜登就到了中国。拜登告诉中国人，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违约过，中国尽管放心，持有的美元资产不会有问题。但是，四十年前的历史告诉我们，你永远都不能相信一个不受监督、没有约束的国家说出的话。

　　美国人会还我们的钱吗？

　　2009年3月，米塞斯研究院邀请著名的投资家希夫（Peter Schiff）做了一场名为《为什么我们不应对金融危机感到意外》的演讲。希夫一向以唱衰美元著称，他在2006年8月就跟美国人说：“我看到美国正像泰坦尼克号一样驶向冰山”。在这场演讲中，希夫突然说到中国：

　　“想象一下，某天奥巴马总统对着亿万美国民众，发表一次公开的电视演说。他这样说道：

　　‘亲爱的美国同胞们，我今天非常不幸地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政府决定对美国普通民众大幅加税；那些仍然没有失业的人，将为此支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政府将全面削减社会福利，仍然没有实施的各种福利措施将彻底取消；我原先制定的所有计划，包括全民教育、医疗保障、自主能源，将被无限期搁置。因为中国人要我们还钱！我们借的实在是太多了，全世界妇孺皆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给中国人还钱！’

　　大家认为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吗？别开玩笑了。我们更应该对中国人说：‘你们是食利者！放高利贷者！我们需要修改游戏规则，我们要打破债务枷锁！你们明知我们还不了，还借给我们那么多钱！这不是我们的错！’中国人自己很清楚，他们无法参与我们的政治选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意中国人怎么想？华盛顿难道会得罪选民，去取悦非选民？”

　　听明白了吧：我们连美国下一届总统是谁都没办法选出来，美国怎么会还我们的钱呢？

　　（本文节选自何帆所著《美国的货币，中国的问题》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