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凌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文学博士，现访学香港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2013年10月19日
 

　　 
　　近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商人在中国应该有重要的地位。柳传志说：“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有这个（社会）地位，仍然有怀疑。企业家首先还是很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党和政府的承认，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证和完成的。”

　　身为一个大企业家，这样的呼吁大概也无可厚非。虽然不知是否微言大义，或者另有所指，看完通篇采访，想到之前的“在商言商”，相比于许多房企老总的言论，无论如何是稳重妥帖的了。在今天的媒体熏陶下，这大概也讲出许多企业家普遍的心声了吧。比如某位首富的女儿，满腹的委屈和对政府的牢骚，扬言要学李嘉诚“搬出去”。

　　现如今，把自己的生活和社会描述得水深火热，好像变成某些企业家的独特爱好了。社会不认可？党和政府不承认？法律上没保障？这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常识合不拢嘛。再瞧瞧他们平日里的言行，给真爱做一碗红烧肉，跟着气功大师调养身心，找个寺庙信个密宗就再别无所求了，对生活要求那么低，怎么就会对社会地位和法律“仍然有怀疑”呢？

　　既然谈到法律了，我们当然首先看看宪法。

　　企业家最在乎的，应该是财产权了吧？在“七八宪法”中，第9条还是这样规定的：“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相比之下，“八二宪法”则改为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并且，还规定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此后，“八二宪法”在私有产权的相关规定上有过四次修正。直接针对私有产权的修正，则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将13条修正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有此基础，民营企业的地位也通过“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正案逐渐获得确立。

　　1988年《宪法修正案》，对宪法原第11条增加第3款，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1993年《宪法修正案》，原宪法第15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正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9年《宪法修正案》，通过“非公有制经济”的提出，确立了其与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地位。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则确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是不是有了宪法还不够？像有些人宣扬的，我们国家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没宪政，所以企业家才担心呢？是不是宪法太空泛，落不到实处呢？

　　我们无法面面俱到，对于企业家而言，土地使用权大概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与企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就以此为例好了。

　　在1988年之前，我国是禁止土地的出租和转让的。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去除了禁止“出租”这一词，并添加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条款。此后，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与1998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修订》，则分别直接承认民营企业可以享有国有和集体土地使用权。

　　纵观三十年改革，我国法律法规的制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要求不可谓不满足，除了宪法和土地使用法律，还包括诸如产权交易、刑法、知识产权、反垄断等各方面的法律颁布和修订。倘若不是我国经济还以“公有制”为主体，简直要误以为后三十年的法律法规就是专为“非公有制经济”而立了。特别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就试图通过一系列（成功或者不甚成功的）具体的法律或规定的确立，防范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竭力防止行政干预。比如1990年的《国务院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和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有效地保障了企业的自主经营，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和商品正常流通。

　　那么，如果立法逐渐满足了要求，是不是我们党和政府还不够关爱企业家呢？在某些媒体和经济学家的笔下，似乎如此。比如80年代著名的傻子瓜子与年广久的经历，就被某些媒体视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典型，更被某位经济学家视为中国从“草根资本主义”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牺牲品，最终使我们走向了“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历史被严重简单和抽象化了。如果“草根资本主义”真的走得好好的，我们干吗要走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呢？在经济/政治，企业/政府的简单两分法中，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背景被无视了，一个企业家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被无视了，偷税漏税、以次充好、家族恩怨被无视了，傻子瓜子在逐渐做大过程中出现资金、场地、管理、技术等难题接踵而至，以至寻求政府的帮助也被无视了。在规定雇工人数不能超过8个的时候已经雇佣过百人，邓小平不让动；在偷税漏税被查处后，万里和姚依林表态支持，甚至能让胡耀邦说出“有多大问题也不能抓”。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企业家的沉浮，都是政府的错吧？

　　是不是这些法律和行政手段效果不佳，才引得企业家们担心他们的地位呢？

　　在整个1980年代，民企的数量从几乎没有发展到9万多户。1990年我国民营企业9.8万户，1991年10.8万户，1993年23.8万户，1994年43.2万户，1995年65.5万户。到1997年，全国平均每天诞生387家民营企业。到2000年，仅全国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就达108.7万户，比1999年同期增长23.4％，净增加20.6万户，注册资本额达到1126.7亿元，比1999年同期增长31.4％，

　　没有一个中立的、能施行良政的政府，“草根资本主义”有可能吗？千千万万的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到底应该怕什么？看看这些法律和数据，怕党和政府吗？还是首先应该害怕那些提倡“小政府大社会”，意图回到丛林法则的大资本呢？或者其次，既然法律逐渐完善，那么显然应该害怕有法不依，破坏法律的人。

　　哪些人呢？过去他们说是违背程序正义打黑的人。如今，恐怕要属那些──觉得现有的宪政必须推翻的人，那些觉得体制必须颠覆的人，那些觉得自然法高于成文法的人，那些认为嫖娼嫖出英雄、杀城管不必伏法的人，那些不允许几米维权、认为侵权有利、“人性高于法律”、蔑视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的人……

　　比比咱们普通老百姓，看来企业家还是挺受法律保护，也挺受党和政府关爱的。那么，企业家的委屈是不是文化原因、社会认可度不高呢？这就见仁见智了。我到香港一个多月了，觉得在香港，大概有这可能吧。

　　拿我亲身经历来讲好了。租住下来以后，旅店老板娘几乎要对来的每个客人说：“你看我们这里很好的，还有博士愿意长期住宿。”有一次喝下午茶，我终于忍不住问：“你总是介绍我有什么用？博士不值钱，还能打广告么？”受宠若惊。她说：“你是大学里来的嘛，除了很少豪门，我们做生意赚钱再多，社会地位也不能比啊，等你当了教授，又有钱又有身份嘛。”

　　难怪内地启了蒙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么热爱香港，或者憧憬民国的大师了。我顿感羞愧，也没好意思说自己成长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环境里，那里挺“专制”的，知识分子曾经要接受贫下中农改造，而且直到现在，论及社会地位，普通老百姓也不会觉得自己比教授就矮个头。

　　那么，内地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谁社会地位高点？不太好说。开句玩笑，姑娘们会爱富二代还是博士呢？反正在我看来，很难理解到底哪里委屈到企业家了，这恐怕只能慢慢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