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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10月25日，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方面部队的名称。


　　志愿军作战简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 H.S.杜鲁门宣布美军进入朝鲜半岛。美国海军进入台湾海峡，妨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国领土台湾。在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情况下，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美国无视中国的严正立场，同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通过申请协助南韩的动议案，组成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联合国军”，7月7日至10日，中国中央军委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根据会议决定，于7月13日组建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为主共25万余人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以确保中国东北边境安全。8月下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线、陇海线等铁路沿线。美军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并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9月30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可是，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仍然置若罔闻。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主力被截断在“三八线”以南，遭到敌人南北夹击，损失惨重。1950年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北进，“联合国军”也在做越过“三八线”的准备。

　　以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已不可能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而且也难以在“三八线”组织有效的防御，在李承晚军越过“三八线”的同一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向中国发出了出兵支援的请求，信中说：

　　“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我们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今日战况是，在美国侵略军上陆仁川以前，我们的战况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挤入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里，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的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9月16日（此处为朝鲜时间）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汉城。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了，我们人民军虽然对于上陆的敌人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航空机，每天不分昼夜地任意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力的我们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了其空军威力了。各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与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及其他设施大量地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如果京城完全被敌人占领，则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 ‘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的企图是很可能是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
　　“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朝鲜形势危急，中国是否出兵参战成了急待回答的问题。当时以美国为罪魁祸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并开始向鸭绿江进犯，中国的安全进一步受到了严重威胁。

　　10月8日，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朝鲜，并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意了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提供空军掩护的请求。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当时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志愿军出国作战时，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在战争期间，陈赓、宋时轮、杨得志曾先后任副司令员，甘泗淇曾任副政治委员，李志民曾任政治部主任，李达曾任参谋长。朝鲜停战后，邓华曾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得志、杨勇曾先后任司令员，李志民、王平曾先后任政治委员，梁必业曾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蕴瑞曾任参谋长。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共有6个军 。兵力最多时为19个军，连同由刘震任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4万余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经历两个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运动战阶段，一般按战役过程分为五次战役。从1951年6月中旬──1953年7月27日，为阵地战阶段。战争期间，志愿军于1951年5月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由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统一组织指挥后方对敌斗争和后勤保障。志愿军后勤部队在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警卫部队等的密切协同下，使后勤保障逐步适应作战需要。


　　作战历史

　　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

　　第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中边境及其附近地区，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突然发起的进攻战役。集中3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第二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西线六个军主力在清川江地区。东线3个军师在长津湖地区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放弃平壤、元山，退至“三八线”以南。

　　第三次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发起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

　　第四次战役是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主力6个军（军团）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全线转入运动防御，3月14日，撤出汉城。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抗击“联合国军”。

　　第五次战役，是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接着，志愿军转移兵力于东线，至6月10日，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

　　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中央军委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志愿军作战应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

　　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1951年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对此，中朝军队在反“绞杀战”中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而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1952年秋，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上甘岭战役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

　　1952年冬，朝鲜停战谈判仍无进展。中朝人民军队从1952年底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至1953年4月全部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

　　1953年发起夏季反击战役，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7月中旬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进攻作战，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朝鲜停战后，中方严格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撤军，战斗部队在10月26日已全部撤回，仅保留了在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代表。1994年，考虑到朝鲜方面的要求，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召回了驻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1994年12月15日，派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从朝鲜平壤奉调回国，标志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


　　志愿军名称的由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研究过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同时征求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意见。最后命名为志愿军，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和编制。表示中国不是跟美国宣战，是人民志愿支援朝鲜。虽然名称为志愿军，但实际是现役部队整建制地参战。战争初期，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只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后来联合国军弄清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只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后，也继续承认“志愿军”这一名称，以便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避免将战争升级。


　　志愿军空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执行空中斗争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任务的军种。

　　1950年10月，志愿军首批部队入朝，决定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其基本任务是：在友军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的协同下，夺取并保持重要地区的局部制空权，以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军事和工业目标，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同年12月，“联合国军”用在朝鲜战场上的各种作战飞机约1200架（其中美军飞机1100架）；美军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均在1000小时以上，许多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些人是所谓“王牌驾驶员”。而志愿军空军只有刚组建的2个歼击师、2个轰炸师、1个强击师，作战飞机不足300架，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平均只有100多小时，在喷气式飞机上只飞过20多小时，没有空战经验。

　　志愿军空军根据敌情、任务和部队的技术水平，确定采取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积聚力量，集中使用；为地面部队服务的作战方针。

　　志愿军空军受领任务后，加速组建新部队。1950年冬──1951年夏，陆续成立8个歼击师。由于任务紧迫，所有歼击部队都采取边打边建、边打边训、以老带新的办法，实行轮番作战。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先后有10个歼击师（第4、第3、第2、第14、第6、第15、第17、第12、第18、第16师）和2个轰炸师（第8、第10师）的部分部队参战。1951年3月成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刘震任司令员（后由聂凤智代司令员）。

　　志愿军空军的歼击机和强击机的作战半径很短，为支援地面前线部队作战，需要有前进机场，为此，在朝鲜北部抢修了一些简易机场，但因遭到美国空军连续轰炸而不能使用。志愿军空军只能使用国内基地，因而难以对“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地面部队进行空中火力支援。

　　志愿军空军作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2──1951.9），为取得空军作战的组织指挥、空中战斗和地面保障的经验，志愿军空军决定先以少量部队掩护交通运输线，进行实战锻炼。1950年12月21日，志愿军空军第4师第10团第28大队进驻安东（今丹东）基地，准备参战。1951年1月21日，该大队在清川江桥上空首次同美国空军编队遭遇，空战中大队长李汉击伤其F—84战斗轰炸机1架。1月29日，在新安州地区的空战中，李汉又击落、击伤F—84各1架。继第28大队之后，第4师的其他部队相继进驻安东基地参加作战。通过实战锻炼，获得了空战经验，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至同年9月，志愿军空军结束实战锻炼，正式参战。

　　第二阶段（1951.9──1952.6），配合地面部队进行反“绞杀战”。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停战谈判。美军为向朝中军队施加军事压力，于8月中旬发动大规模的以破坏铁路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新安州以北清川江和大宁江上的铁路、公路桥梁，连接着志愿军的前方和后方，美国空军一直将这一地区作为封锁轰炸的重点。志愿军空军为配合地面部队进行反“绞杀战”，从9月中旬开始增加每日出动的次数和飞机架次，在友军空军的协同下，采用大编队、大机群作战与美国空军进行大规模的空战。9月下旬开始，作战双方在清川江南北地区展开大规模空战，以25──27日的空战尤为激烈。美国空军第5航空队称这3天的战斗是历史上最长最大的喷气机战役。1951年秋──1952年春，美国空军从国内选调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校级、“王牌飞行员”到朝鲜作战。志愿军空军也陆续增调歼击机部队参战。1952年2月10日，志愿军空军第4师大队长张积慧在空战中，将美国空军少校、号称“成绩最高的喷气式飞机王牌架驶员”G.A.戴维斯击毙，在美国引起了震动。美国远东空军司令O.P.威兰发表特别声明，称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个悲惨的损失。

　　经过数月空战的实践，志愿军空军认识到高速喷气式歼击机不宜采用大编队进行空战，便总结制定了以四机编队、多批多路、多层配置、集中一域、协同作战的“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至5月底，志愿军空军在反“绞杀战”期间，共有歼击机部队18个团参战。保障了新义州至平壤、熙川至平壤两条铁路干线可以昼夜通行。至6月，美军历时10个月的“绞杀战”以失败而告终。

　　在反“绞杀战”过程中，志愿军空军配合在西朝鲜湾进行攻岛作战。1951年11月，空军三次出动轰炸机编队，轰炸大和岛及其附近的美军及南朝鲜（韩国）军舰艇。其中第三次轰炸大和岛时，遭到美机数十架F—86的截击。在空战中，志愿军空军的图2轰炸机和拉11护航歼击机遭受重大损失，仍顽强飞抵目标上空遂行轰炸任务，并创造了低速活塞式飞机击落高速喷气式飞机的战例。

　　第三阶段（1952.6──1953.7），保卫重要目标美军在其“绞杀战”失败后，从1952年夏季开始，除继续破坏交通运输线外，将空中突击的重点转向工业的、农业的和军事的设施，连续组织大规模的空中战役，破坏朝鲜北部的水力发电系统、水利灌溉系统和军队补给系统。1952年6月23日，美国空军和海军联合出动500多架战斗轰炸机，在100余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对鸭绿江上的拉古哨（水丰）发电站和朝鲜境内的赴战、长津、虚川等水力发电厂同时进行轰炸，并在随后的一周内每日出动300──600架次继续轰炸发电系统和交通枢纽。志愿军空军在友军空军的协同下，与地面防空部队配合，积极保卫清川江以北的重要目标和交通运输线，并将战术性掩护作战过渡到战役性防空作战。迫使其战斗轰炸机将活动范围收缩到平壤以南空域。

　　1952年秋，美国空军调来新式的F—86F型战斗机，志愿军空军亦改装了米格—15比斯歼击机，双方飞机都有改进，作战能力都有提高。美国空军为恢复其在清川江以北的“空中优势”，频繁组织大机群北上，由于志愿军空军积极进行反击，使美军企图未能得逞。

　　1952年冬，志愿军空军组织部队进行轮番作战，要求将空中战线推进到清川江以南，以减轻美国空军对志愿军地面部队的压力。空军参战部队在“一域多层四四制”的原则指导下，灵活变换战术。采取提前起飞，以小编队、多层次、多批路出动，运用引诱、迂回、夹击以及打大机群与打小机群穿插或结合的战术，频频越过F—86的“阻击屏幕”，攻击战斗轰炸机。11月2日，志愿军空军一部运用诱敌战术，从西路插到宣川，吸引60多架F—86飞机，掩护友军空军击落偷袭拉占哨发电站的美国空军战斗轰炸机14架。1952年冬和1953年春，美国空军将F—86飞机增加到300余架，并组织一次新的封锁交通线战役和派飞机越过鸭绿江偷袭志愿军空军返航的飞机。志愿军空军不断出动多梯队小机群连续进至清川江以南截击美机。4月7日，志愿军空军第15师年轻的飞行员韩德彩，在反击美机偷袭基地的战斗中，将美国空军上尉小队长、号称“双料王牌驾驶员”H.E.费席尔的飞机击落，费席尔被生俘。从5月13日开始一连数日，美军出动大量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志愿军空军每日出动大量的飞机同其进行大规模的空战，这场空中交战一直持续到停战前夕。

　　在第三阶段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在作战规模、空地指挥、空中战术和地面保障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和发展，获得了新的经验，并训练出在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都能作战的部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沿着“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道路，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的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由于志愿军空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因而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立功运动，涌现出三等功以上的功臣8000多名，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300多个。其中立集体一等功的单位6个，立集体二等功的单位2个；特等功臣16名，一等功臣68名，其中有21人获得英雄模范称号。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珉为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志愿军空军在现代空战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并迅速成长壮大。在战争中，培养了大批的空勤人员和地勤人员、指挥干部和专业干部。


　　志愿军海军

　　志愿军海军解放军海军出现在朝鲜战场是战场形势已到对峙阶段。中央分析反登陆作战是当时一个重要任务。1952年12月9日，总参召开了特种兵首长会议。海军首长肖劲光、王宏坤、刘道生、周希汉研究了中央关于反登陆作战的指示。不久，军委批准了海军的计划，海军总部作出决定，派出鱼雷艇部队、布设水雷部队、岸炮部队入朝，参加西海岸的防守。海军参战部队由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领导，海军设前线指挥所，由鱼雷快艇学校政委朱军负责。1953年1月上旬首先进入朝鲜是海司海道测量部派出的测量队，有陆上、海上两个测量队。1953年1月9日，海军淞沪基地参谋长孙公飞带领部分布雷部队人员到达朝鲜，布雷队主要人员3月到达。岸炮部队3月23日到达朝鲜，共两个连，是青岛基地的一个岸炮连和淞沪基地的岸炮第8连。两个连4月20日分别进入培山和烟台山阵地。构建了130mm、100mm、37mm炮复合阵地。预备参战的快艇部队是鱼雷快艇31大队（辖1、2、3中队共18艘鱼雷快艇和预备中队），由于在朝鲜没有补给设施，没有实际赴朝，在青岛备战。在丹东大东沟修建了船池艇台。在龙岩浦修建了窑洞三口和码头一座。


　　志愿军炮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以火力遂行作战任务的兵种。炮兵，按其战斗使命分为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志愿军炮兵，通常指地面炮兵。它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预备炮兵仅有炮兵第1、第2、第8师共9个团，装备日本、美国制造的旧式火炮284门，且多由骡马牵引；队属炮兵主要装备山炮、步兵炮和小口径迫击炮，由骡马驮载或人力背负，其建制多为连、营。为适应战争的迫切需要，1951──1952年，以步兵为基础陆续新建火箭炮兵第21、第22师（装备苏制M—13火箭炮）和防坦克炮兵第31、第32、第33师（装备苏制76.2毫米口径和57毫米口径加农炮），并对炮兵第1、第2、第8师及第3、第7师部分部队进行换装（装备苏制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前，预备炮兵已发展到10个师共46个团，配有1855门火炮。队属炮兵，1952年步兵师属山炮营改装扩编为炮兵团，辖122毫米榴弹炮营、76.2毫米加农炮营、76毫米山炮营和12.7毫米高射机枪连；步兵团属炮兵，有120毫米迫击炮连、75毫米无坐力炮连和12.7毫米高射机枪连。

　　志愿军炮兵指挥机构，随首批参战部队入朝。开始为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未到职）、邱创成任政治委员。1951年2月，改为炮兵指挥所，匡裕民任主任。随着炮兵的增多，1953年炮兵指挥所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高存信任主任、刘何任政治委员。队属炮兵，也于1952年4月在兵团、军、师建立炮兵室。

　　志愿军炮兵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0──1951.6），支援步兵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驱逐到“三八线”南北地区在作战双方炮兵数量和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炮兵采取集中使用的原则，在主要方向和主要地段集中兵力、火力，争取局部优势；以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为主，提高命中率。首批入朝的预备炮兵9个团，在第一次战役中以2个团另1个营支援第39军进攻云山，由于兵力集中，火力突然、猛烈，使步兵顺利突入纵深，直取云山，将美军骑兵第1师（机械化师）第8团大部歼灭。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速战速决的战法，队属炮兵及时支援步兵作战，而预备炮兵团受道路条件限制，多数未能跟上步兵的前进速度。第三次战役中，预备炮兵以7个团（野炮和榴弹炮共106门）支援步兵突破“联合国军”既设阵地防御，发挥了很大作用。第116师突破临津江时，炮兵在5公里正面上集中73门火炮，以45门火炮开辟通路，以28门火炮压制南朝鲜军纵深阵地上的发射点和炮火，经20分钟炮火准备，将敌前沿工事摧毁80％，并打开两个突破口，保障步兵迅速渡过临津江，完成突破任务。

　　经过前三次战役的作战，志愿军炮兵部队减员较多，武器装备损失较大。为增强炮兵力量，部分部队回国整补换装，同时在国内加紧组建新的炮兵部队。第四次战役后期和第五次战役中，新建和换装的预备炮兵有4个师共10个团相继入朝，队属炮兵大量增加。1951年4月15日，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召开第一次炮兵会议，强调炮兵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主要方向，贯彻“火力集中，阵地适当分散”的原则，重视白天作战和协同作战，加强对空防护和伪装。第五次战役中，参战的火炮达700余门，其中野炮、榴弹炮500余门，有力地支援步兵突破“联合国军”防御。在战役后期的机动防御作战中，新组建的防坦克炮兵第31师大胆实施近战，以侧射、斜射火力组织交叉火力网，击毁“联合国军”坦克25辆。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志愿军预备炮兵由9个团增加到16个团，其中包括野炮、榴弹炮、火箭炮和防坦克炮部队；队属炮兵也大量增多，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第二阶段（1951.6──1953.7），支援步兵作战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召开第二次炮兵会议，要求部队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政训练，积极主动地支援步兵作战，大量杀伤和消耗敌人。

　　在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炮兵集中兵力、火力于“联合国军”重点进攻地段，配合步兵实施坚守性防御。10月3日，美军集中9个团的兵力，在坦克200余辆、火炮300余门及大量飞机的支援下，向志愿军第64、第47军防守的高旺山、马良山、天德山等阵地进攻。炮兵组织15个野炮、榴弹炮兵连进行压制与拦阻射击，支援步兵击退“联合国军”35次冲击。双方激战七昼夜，志愿军毙伤敌6000余人。在大德山方向，炮兵火力杀伤的敌人占该方向歼敌总数的1／3以上。10月10口，志愿军火箭炮1个团对添木洞以东美军集结的部队行2次齐放，毙伤其500余人。在志愿军第67、第68军防御正面，炮兵支援步兵粉碎美军的“坦克劈入战”。10月28日，美军坦克42辆沿金城川向金城方向运动，炮兵以2个连的火力对其集中射击，毁伤坦克16辆。在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炮兵共击毁击伤“联合国军”坦克76辆、汽车80辆、火炮33门。

　　从秋季防御战役结束到1952年4月，志愿军在第一线阵地大规模地构筑坑道工事。炮兵在此期间，构筑了大量的掩盖火炮重型工事及部分指挥坑道。6月以后，全线炮兵对“联合国军”炮兵进行多次大规模的炮战，迫使其炮阵地大部后撤，志愿军的炮阵地则普遍向前推进，增大了火力控制纵深。与此同时，广泛开展游动炮射击活动，以单炮或火炮排占领临时发射阵地，突然开火，完成任务后即行转移。第39军在8月下半月，有44门火炮担任游动炮，共射击283次，击毁击伤“联合国军”坦克44辆、汽车45辆、火炮5门，破坏地堡74个，毙伤敌830余人。

　　9月18日──10月底，志愿军在全线展开战术反击作战，有大量炮兵配合作战。步兵进行1次反击，平均得到31门火炮支援；反击1个敌军连的战斗，平均有36门火炮参战。反击开始前，炮兵对“联合国军”主要防御工事进行破坏射击，为步兵开辟通路；反击中，炮兵以短促、、猛烈的火力压制“联合国军”炮兵、迫击炮和火力点，掩护步兵冲击或撤退。在攻击的57个目标中，被炮兵摧毁的火力点与地堡平均达总数的70％。射击精度有很大提高，间接瞄准射击时平均20──30发炮弹即可破坏一个地堡；迫击炮平均200──300发炮弹即可在铁丝网中开辟一条6──8米宽、60──100米纵深的通路。在上甘岭战役中，炮兵通过适时机动，迅速增强火力。战役开始，仅有82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27门，平均每公里正面有10门。战役中，第15军沿正面机动82毫米以上的火炮42门，第3兵团又从纵深调来火炮89门。战役后期参战火炮增加到185门，平均每公里正面74门。1952年秋季作战中，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共配属有野炮、榴弹炮600余门，位于第二线机动的火炮有270余门。通过适时机动，造成局部炮火优势，使炮兵的火力骨干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1952年12月分析朝鲜战局时指出：今年秋季作战，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

　　1953年春，志愿军为粉碎“联合国军”从朝鲜北部东西海岸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全军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为增强炮兵兵力，又有6个炮兵团另4个炮兵营入朝，使志愿军的火炮增加到1.5万余门。在部署上将入朝时间较长、作战经验较多的炮兵部队，调到东、西海岸，加强侧后沿海的防御力量，并成立东、西海岸炮兵指挥机构，编组师、团炮兵群，组织防坦克预备队。各炮兵师、团都成立筑城委员会，组织领导炮兵部队进行工程作业。仅炮兵第1、第2师就在西海岸构筑了5公里长的坑道，修建坑道式、掘开式火炮发射掩体320个，观察所、指挥所、掩蔽部等998个。与此同时，各炮兵部队抓紧时间进行抗登陆军事训练，制订炮火保障计划，抢运储备大量作战物资和主副食，抢修火炮、器材、车辆。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志愿军炮兵的作战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1953年5──7月，志愿军在反登陆作战准备的基础上，为配合停战谈判，进行了夏季反击战役，先后实施3次进攻作战。在第一次进攻作战的科湖里南高地战斗中，炮兵集中28个连（120门火炮），支援第67军步兵5个排另2个班的攻击。由于炮火突然、猛烈，步兵发起冲击后，仅40分钟就攻占南朝鲜军防守的阵地，并打退多次反扑，毙伤敌1300余人。在第二次进攻作战中，炮兵在北汉江以东集中各种火炮259门，编成5个炮兵群，支援第60军3个团攻击南朝鲜军第5师第27团的坚固防御阵地。作战中，炮兵成功地运用火力假延伸，诱敌进入堑壕，予以大量杀伤。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攻击部队仅用50分钟就全歼守军，创造了自阵地战以来一次进攻作战歼南朝鲜军1个团的范例。在支援第67军攻击座首洞南山南朝鲜军的团防御阵地中，炮兵有重点地使用火力，以直接瞄准实施破坏射击，摧毁南朝鲜军的工事达70％，保障步兵冲击成功。在第三次进攻作战的金城战役中，炮兵集中各种火炮1100余门，在主要突击地段上构成每公里正面有100──130门火炮的火力密度。经7──28分钟的炮火准备，步兵发起冲击，仅1小时就突破南朝鲜军4个师的坚固防御阵地。随后炮兵又支援步兵击退“联合国军”上千次反扑，巩固了所占阵地。

　　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敌15.8万余人，击毁击伤敌火炮570余门、汽车880余辆、坦克940余辆，摧毁敌碉堡2490余个，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志愿军炮兵在战争中所取得的对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志愿军装甲兵

　　坦克兵第1师和坦克兵第2师第3团于1951年3月31日开始陆续入朝，并以坦克兵第1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该指挥所在黄鹄显主任率领下于5月5日入朝。11月29日，独立坦克第1团亦入朝。在战争中，装甲兵完成了各次作战任务。

　　志愿军装甲兵于1951年5月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到达战场后运动战阶段已经结束，阵地战阶段刚刚开始，双方均已转入防御。我参战部队初期为4个坦克团，后又相继入朝9个团，实际参加过战斗的有8个团。在两年的作战中，志愿军装甲兵共出动坦克自行火炮约1000辆次，毁伤敌坦克74辆，火炮20门，摧毁工事864个，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装甲兵成立不久，仅仅完成了初步的技术和战术训练，技术、战术水平都不高，对装备还不够熟悉；战场多为山地，不便于坦克机动和大规模使用；部队协同作战的意识还不强，步兵对坦克的技术、战术性能了解也不多；我军航空兵和炮兵都较弱，不具备大规模使用坦克作战的条件。因此，我志愿军装甲兵多分散配属步兵，直接支援步兵战斗。在战斗中，我志愿军装甲兵通常采用的战术有：防御时配属给第一梯队步兵师、团，用作掩体内坦克和设伏的坦克；进攻时参加火力准备，以直接瞄准射击支援步兵战斗，以火力抗击敌人反冲击和支援步兵巩固既得阵地。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阵地战阶段前期，志愿军主要进行的是野战阵地防御。随着坑道工事的构筑普遍完成，志愿军开始转入坚固阵地防御。防御中，志愿军装甲兵对坦克的运用，主要采用配置在掩体内担任坦克发射点和以坦克设伏两种方式。

　　战争进行到1952年底，随着志愿军坚固阵地防御的日趋稳固，敌军已不可能从正面突破我军防御，我军后方两翼的海岸线却处于美军优势的海空力量威胁下。志愿军对美军从两翼实施两栖登陆的可能性非常重视，积极准备抗击敌可能的两栖登陆行动。对于装甲兵在抗登陆作战中的运用，也做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朝鲜东海岸地形不利于登陆，志愿军将抗登陆的重点放在西海岸，装甲兵部队也集中配置在西海岸便于登陆的地点附近。当时志愿军装甲兵装备的坦克──自行火炮数量较少，沿西海岸防御正面的坦克──自行火炮密度仅有每公里1辆，但是通过广泛的机动配置，在重点防御方向正面的坦克──自行火炮密度达到了每公里14辆。

　　战争后期，随着装备数量的增加，志愿军开始在部分步兵军、师增编坦克──自行火炮团，由1个坦克营、1个自行火炮营、部分炮兵和其他兵种分队、勤务分队编成。在师的编成内（或以第二梯队步兵军的坦克──自行火炮团加强给第一梯队军的步兵师），根据滨海地形和任务，通常是以自行火炮分队配属给第一梯队步兵团（营）作为掩体内的坦克，配置在主要防御地段基本阵地的前沿和支撑点上，以火力消灭敌人登陆舰艇、上陆工具和登陆兵。以坦克分队作为师的坦克预备队，配置在便于实施机动的位置，用以支援师的第二梯队步兵团实施反冲击，或占领预定的展开地区抗击敌人坦克的冲击。必要时，以部分坦克──自行火炮配属反空降预备队与敌空降兵作战；或加强反坦克地域，协同反坦克歼击炮兵抗击敌人坦克的冲击，阻止其连接登陆场和向我纵深扩张。志愿军装甲兵直属的独立坦克团，通常是作为步兵军或集团军的坦克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位置，用以协同第二梯队实施反冲击；或占领预定的展开地区，抗击敌人坦克密集的冲击和增大受威胁方向上的坦克密度。坦克师主要是作为集团军坦克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位置，用以协同二梯队步兵军实施反突击；但在个别情况下，当步兵军没有足够的坦克加强时，也可以在坦克师里抽出1至2个坦克连配属给军的反空降预备队，用以消灭可能在第二防御地带内着陆的敌空降兵，或加强给第一梯队主要方向上的步兵军进行反冲击。由于志愿军进行了充分的抗登陆作战准备，敌军没有进行　　两栖登陆的冒险，为我军开展三次夏季反击战役和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1953年夏季，由于正面防御阵地的稳固和抗登陆作战的充分准备，我志愿军已无后顾之忧，开始放手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展开大规模进攻，先后发动了3次夏季反击战役，而以金城进攻战役为高潮，直接促成了停战协定的签字。在进攻与抗击敌反冲击的作战中，志愿军装甲兵主要采用在遮蔽阵地以间接瞄准射击或直接瞄准射击的方式支援步兵战斗。

　　对坚固阵地防御之敌进行大规模进攻战役时，坦克通常以连为单位配属主要进攻方向上的第一梯队步兵师，由师（团）直接指挥，并与担任进攻的步兵分队保持密切的协同动作。在炮火准备时节，坦克分队按照协同计划，在炮火掩护下占领发射阵地，并按照事先区分的射击目标和被支援步兵分队的要求实施直接瞄准射击；当步兵占领了敌基本阵地后，坦克即被编为步兵师的坦克预备队，沿通往敌防御纵深的道路和山谷与师第二梯队一起向敌纵深发展进攻。

　　志愿军装甲兵根据当时的条件，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战术，并不断调整、改进战术，适应了敌情、我情、地形、天气的变化，完成了作战任务。


　　志愿军铁道兵

　　为了加强铁路运输，志愿军铁道兵第１师于1950年11月6日入朝，担任抢修铁路任务。其后，铁道兵第3师、第2师于1951年2月、5月亦继续入朝。6月20日，又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成立了第４师。此时，在朝铁路抢修部队已达四个师、一个团又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铁道兵部队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完成了大量的铁路工程保障任务，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铁路上的运输。

　　铁道兵是由解放战争后期的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演变而来。1948年7月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1949年5月铁道纵队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1953年9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1984年1月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编制定员最多时达43万人，铁道兵兵部辖3个指挥部、15个师、4个独立团、2所院校、1个科研所、5个办事处、9个仓库、3所野战医院、15个工厂、1个农场。

　　1953年9月，中央军委、政务院电复铁道兵团、志愿军司令部、铁道部，同意将志愿军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铁道兵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一师都曾先后编入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


　　志愿军工程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担负工程保障任务的兵种。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独立工兵部队只有1个团，队属工兵也很少，装备以土木工具为主。在战争中，志愿军工兵边打边建。战争后期独立工兵部队增加到15个团，装备了工程机械和制式舟桥器材。1950年10月31日组成志愿军工兵指挥所，陈正峰任主任；1952午7月，改为工兵指挥部，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独立工兵团，并负责队属工兵部（分）队的业务指导工作。

　　抢修进军道路，保障军队实施运动战（1950.10--1951.6）

　　1950年10月，为保障志愿军首批部队渡过鸭绿江，志愿军工兵第14团在临江、辑安（今集安）突击抢架了低水桥和水面下桥，第22团1个营在长甸河口架设了重型舟桥。10月24日，工兵第16团入朝，修复清水面经朔州至昌城公路，随后配合3个师属工兵营抢修五岭山急造军路。第二次战役中，工兵第15、第17团入朝，加宽昌城经东仓至温井公路，抢修价川至市边里、定州至平壤公路。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工兵采取三路并进、逐段跃进的办法，维护、修复新占领区的道路和桥梁，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填平弹坑，排除障碍物，保证志愿军作战部队胜利进军。随着战线迅速南移，道路保障任务日益加重。第四、第五次战役期间，工兵第3、第7、第10、第14、第18、第22团和1个重机械工兵营（后扩编为工兵第21团）入朝。此时，在朝志愿军工兵部队以主要力量抢修、维护道路、桥梁，保障公路干线畅通；以一部兵力协同步兵、炮兵和装甲兵抢修阵地道路，构筑指挥所、观察所、掩体等阵地工事，排除和设置障碍物。工兵第16团第8连在横城、洪川之间的九伶岭地区配合第66军阻击反扑之敌，利用爆炸性障碍物，炸死、炸伤南朝鲜军200余人，并在随后搜捕中又生俘56人，全连无一伤亡。经过入朝8个月的实战锻炼，志愿军工兵在装备未改善的情况下，工程保障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全面建设军事工程，保障军队实施阵地战（1951.07-1953.7）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贯彻“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方针，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志愿军工兵根据作战需要，在战区范围内全面进行军事工程建设。

　　参加反“绞杀战”，维修和新建公路，改善公路交通状况。1951年7--8月，朝鲜北部发生特大洪水，美国空军趁机发动以封锁破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后方交通运输线为重点的“绞杀战”。志愿军工兵第1、第4团入朝，与在朝工兵一起投入抗洪和反“绞杀战”斗争。有3个团在清川江、大宁江、大同江、临津江和沸流江等主要渡口，漕渡人员及物资，在路断、桥断的情况下，保证运输不中断。同年9--12月，有7个工兵团与二线部队一起，在朝鲜军民支援下，新建5条公路，并对公路干线、桥梁进行抢修和维护，把二、三级公路普遍提高-个等级，并在交通枢纽地区开辟多条绕行道，在各渡口架设备用桥梁，在公路沿线修建汽车待避所。

　　参加构筑坚固阵地设防工程，修建后方仓库、医院。1951年秋季作战结束后，志愿军在全线开始大规模构筑坑道工事。工兵部队负责一些重点工程的施工，并担负全军工程作业的技术指导和物资器材的保障。在后方，配合后勤分部修建仓库、医院，一年内建成能容纳1047节车物资的地下储备库和621座半地下仓库，263个地下、半地下病房。1952年6月，志愿军领导人决定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在重点地区构筑永久性工事。为此，工兵第6、第9团于9月上旬入朝，并从第7、第10、第18、第21团各抽调1个营的兵力，分别配属第42、第64、第20、第15军在东、西海岸及平康地区构筑工事，1个月即建成永备工事134个。1953年反登陆作战准备期间，工兵又以第6、第9、第18团和第21团第2营，分别配属第38、第64、第50军，协助构筑了长达200余公里的坑道工事和大量火炮工事及阵地道路。与此同时，工兵第12团入朝，改建和加宽龟城至价川公路。

　　直接配合步兵作战，实施战役战斗工程保障。1951年11月，工兵第3、第14、第22团各抽调一部兵力，携带操舟机、橡皮艇等，配属第50军向南朝鲜武装特务占领的西朝鲜湾岛屿发起渡海作战，先后占领大、小和岛等10余个岛屿。1952年上甘岭战役中，工兵第22团1个营为保障部队机动，在战区奋战25天，抢修急造军路44公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中，独立工兵部队有8个营另2个连，队属工兵有14个营，执行战斗工程保障和战区交通工程保障任务。进攻前，工兵秘密开辟通路，排除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在各主要渡口架设浮桥及吊桥，在主要作战方向构筑急造军路和隐蔽出击的坑道、堑壕、人员掩体。进攻开始后，工兵与步兵突击队一道排障碍、炸地堡。占领阵地后，立即抢修阵地，设置障碍物。在新占领区，工兵部队抢架桥梁，抢修道路，保障步兵、炮兵、坦克顺利通行，起到了“开路先锋”作用。

　　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工兵部队积极帮助朝鲜人民群众清除废墟，修建房屋，排除定时炸弹等各种残留爆炸物，修复桥梁、道路，平整土地，恢复生产。停战后仅2个月，工兵部队就新架半永久性桥梁32座，修复永久性桥梁18座，整修公路176公里，新建民房2万多间。1953年8月～1955午10月，工兵第12团承担重建平壤的部分工程任务，共新建和修复38项较大的工程。

　　在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工兵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指导下，新建道路2200多公里，加修和维护公路9600余公里；新建桥梁1100余座，总长6.3万余米；构筑坑道的土石方量达28.5万多立方米，构筑指挥所、人员掩体和掩蔽部1.6万多个；排除地雷和定时炸弹6.3万余个；修建飞机场120余万平方米；建造仓库、医院病房、营房等5.4万余座。工兵部队共涌现出二级模范4人，一等功臣18人，有3000多人立二等功或三等功，200多个单位立集体功。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以“扫除部队前进的障碍，建设伟大的军事工程，保证交通线的畅通，修建英雄的钢铁阵地”四句话，赞扬志愿军工兵的功绩。


　　志愿军通信兵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担负通信保障任务的兵种。1950年10月，志愿军领导机关有9部短波电台、1个电话队（相当于连）；每个军有各类通信人员2500──3000人（占军总人数的5％──6％），无线电通信机60余部（含步谈机），有线电单、总机370余部，被覆线440余单公里。抗美援朝战争中，通信兵逐渐发展，至1953年7月，志愿军领导机关除有短波电台、音频电话外，还建立了无线电收发信集中台、载波电话、电传电报及无线电接力通信等固定台站；每个军有通信人员4400余人（占军总人数9％左右），无线电通信机320余部，有线电单、总机1200余部，被覆线1700余单公里，较战争初期分别增长3.8、2.2和2.8倍。战争中，战场情况变化快，对通信联络的时效要求高，志愿军通信器材数量少、质量差、型号杂，且经常遭受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空中、地面火力的袭击。为此，志愿军通信兵发扬勇敢顽强、准确细致的优良作风，运用以无线电为主的多种通信手段，保障作战指挥。战争第一阶段，志愿军以运动战为主，部队机动频繁，战线变化大，作战样式转换快，通信兵以专向通信、多级组网、越级联络、密语通信、兼台工作及报话结合等多种方法，充分发挥无线电通信的作用，并辅以有线电、运动通信和简易信号通信，基本上保障了作战指挥。第二次战役中，向三所里穿插迂回的部队，实施越级密语通信，及时、准确地报告了情况，成为无线电通信保障指挥的范例。战争第二阶段，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通信兵在继续发挥无线电通信作用的同时，加强有线电通信网的建设，军及炮兵师以上单位开通有线电报通信，摸索和总结坑道通信的经验，改进后方勤务通信和营以下通信，提高了合成军队作战通信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了通信联络的及时性和稳定性。志愿军通信兵广大指战员把搞好通信联络视为第一生命。在上甘岭战役中，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敌军炮火查修线路，身负重伤不下火线，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用自己的身体导通线路，保证战斗命令的及时下达。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二级英雄称号。志愿军通信兵在战争中边保障边提高，边战斗边发展，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上保证了指挥的顺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

　　麻扶摇 词　周巍峙 曲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名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2名）

　　彭德怀　杨根思　黄继光　伍先华　许家朋　孙占元　邱少云　李家发　杨连第　杨春增
　　杨育才　胡修道　毛岸英

　　特级英雄称号（2名）

　　杨根思　黄继光。

　　一级英雄称号（50名）

　　卜广德　于泮宫　于喜田　王　海　王兆才　王学凤　王德明　毛张苗　孔庆三　刘庆亮
　　刘维汉　孙占元　孙生禄　孙振录　伍先华　李凤林　李家发　李延年　余新发　许家朋
　　沈树根　邱少云　张永富　张积慧　吴志洲　贠宝山　周厚刚　陈忠德　杨宝山　杨育才
　　杨春增　杨连第　胡修道　赵宝桐　柴云振　徐长富　高成山　高景灏　倪祥明　秦家彬
　　曹庆功　曹玉海　郭忠田　郭恩志　曹家富　崔建国　雷宝森　鲁　珉　魏玉德　谭炳云
　　毛岸英


　　一级模范称号（4名）

　　王兴纪　孙凤钜　罗盛教　张益仁

　　二级英雄称号（286名）

　　马忠庆　马新年　万子扬　王天保　王合良　王保江　王彦林　王德福　毛国臣　邓章德
　　牛保才　冉隆华　田立明　平太信　龙世昌　任志明　刘凤勇　刘　钦　刘俊卿　刘继和
　　农廷秋　孙子明　朱友恒　朱金池　朱溶堂　安炳勋　关崇贵　吕慕祥　余　贵　宋兰君
　　李文彦　李元兴　李　汉　李忠先　李经盛　李洪序　李　祥　杨国良　杨振玉　陈开茂
　　陈　吉　陈德生　陈治国　邹　炎　易才学　房光超　庞殿臣　周德高　林炳远　范万章
　　欧文辉　郑金钵　郑　起　郑朝元　张世秀　张兰亭　张建明　张桃芳　张像山　张瑞臣
　　胡文江　胡　连　郝兴文　郝志新　高云和　高良伦　孙志忠　栗振林　徐天良　徐连才
　　徐恒禄　贾云明　唐治平　梁振隆　阎成恩　黄丑和　黄道明　曹光景　葛英东　葛洪臣
　　蒋永德　蒋道平　程述中　程荣庆　韩德彩　焦景文　董克荣　董明德　彭焕新　鲍清芳
　　赖发均　蔡兴海　潘学仕　潘昌义　穆守营　薛志高　戴荣华　尹继发　卢耀文　吕玉久
　　陈振安　张全合　张明录　张振智　胡金华　于水林　马一钧　马天明　马玉臣　马如华
　　马寿昌　王万夏　王云阁　王元义　王文范　王占山　王玉生　王庆琳　王兴义　王克传
　　王　志　王虎元　王学才　王保德　王锁昌　王景洲　孔繁玉　车臣才　牛锡浩　尹东华
　　方　新　支全胜　叶永安　叶　君　叶树东　史阜民　刘久恒　刘云典　刘长岭　刘石友
　　刘　四　刘光子　刘兴文　刘建华　刘保成　刘根全　刘清怀　刘福海　乔永生　孙克荣
　　孙明芝　毕武斌　任西和　许长友　邢连富　李云龙　李云汉　李文生　李文柱　李太林
　　李玉才　李华云　李吉武　李秀德　李青山　李英才　李国玉　李国海　李国珩　李洪全
　　李树森　李家芝　李耘田　李曙荷　汪金兰　冷树国　苏文俊　宋祥华　杜树君　吴少桂
　　吴胜凯　沈志宏　肖贵强　杨太忠　杨仁富　杨阿如　杨伯钊　杨锡生　杨树华　杨道根
　　陈士荣　陈少清　陈启瑶　陈　志　陈伯悦　陈忠贤　邵凤阳　陆廷高　陆昌荣　邱耳林
　　周子和　周文江　周　平　周信仁　周腊生　周景和　金克智　张万荣　张文兰　张来元
　　张希瑞　张良广　张宝富　张振华　张渭良　张　豪　张福荣　林贵远　范仁和　尚衍发
　　武在元　郑长华　郑定富　欧阳代炎 骆家奎 饶一世　姜世福　姚显儒　赵在柱　赵永旺
　　赵柏生　赵志恒　赵继华　胡祖卿　段培英　高月明　高守余　高胜德　高润田　高殿禄
　　徐方斌　徐　生　徐　申　徐帮礼　柴育民　唐　云　唐凤喜　郭隆楷　袁孝文　钱忠胜
　　黄万丰　黄在渔　黄宗德　崔长海　崔贵江　阎万库　阎洪全　梁　封　曹殿生　梅怀清
　　麻俊坤　韩发成　韩国富　韩勤忠　粟学福　谢　坤　程九龄　蒋元伦　喻忠奎　曾少才
　　曾平章　曾南生　傅庆祥　傅绍斌　董恒志　褚庆然　简海金　解法正　蔡金同　蔡朝兴
　　漆少泉　谭朝志　裴景善　樊金明　潘泽明　薛文德

　　二级模范称号

　　于凤泉　于宪桂〔女〕　　于　琛　于西元　王永维　王明学　王法利　王顺义　王紫龙
　　亓凤峦　车书琴〔女〕　　史元厚　白鹤连　刘玉祥　刘秀珍〔女〕　　刘宝英　刘绍银
　　刘树德　任玉祥　任廷昌　孙夫章　伍克勤　朱重元　许景春　李小羊　李文臣　李怀道
　　李根葆　杜占山　杜福先　沈先宏　何柏年　宋克义　苏志明　陈汉文　陈达志　陈　良
　　陈国钧　杨再先　杨金生　杨明忠　杨殿超　杨瑞金　陆春无　陆善清　罗德顺　岳吉斋
　　苟光辉　林　波　林范洪〔女〕　　范　永　张　灿　张信福　张培芝〔女〕　　张耀义
　　赵尔云　赵金贵　赵宪法　饶严昌　姚小遂　施玉南　钱良生　席　忠　黄国铣　黄明德
　　谢教礼　曾义宽　曾荣廷　程山堂　童家祥　路林民　靳国华　熊克恒　薛其德　耀　先

　　特等功称号

　　于德江　王万成　王安全　王兴邦　王　英　王　荣　牛喜生　牛瑞山　文汉春　方国发
　　甘士良　史仁和　史朝珍　刘万寿　刘东武　刘　岐　刘金声　刘桃顺　牟世清　许鸿斌
　　朱有光　孙忠国　孙敬珍　孙福祥　华龙毅　齐子英　吕学敏　苏世英　宋文新　何家胜
　　肖子云　李　飞　李　玉　李占广　李光录　李炳舟　李春长　李海清　李　满　李德贵
　　陈仁华　陈佑甫　陈　亮　陈其昌　陈德清　邱宪章　吴儒林　杨保明　邹天仁　金耳世
　　罗子周　罗沧海　郑玉田　郑恩喜　张广生　张书明　张守义　张怀英　张昭义　张炳恒
　　张续计　赵毛臣　赵玉忠　赵先有　赵连山　侯白锁　胡志先　胡照春　顾洪臣　唐章洪
　　徐　忠　郭正喜　郭金升　隋春暖　黄德明　常同茂　崔含弼　梁庆友　逯松亭　彭福礼
　　赖永泽　满维平　谭光焕　谭芳云　潘正光

　　在朝鲜牺牲的十几万名烈士，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其中：

　　北京市　1,438名　　　　　　　　　天津市　9,77名
　　河北省　10,155名　　　　　　　　 山西省　5,835名
　　内蒙古自治区　1,683名　　　　　　辽宁省　13,374名
　　吉林省　18,260名　　　　　　　　 黑龙江省　8,222名
　　山东省　19,685名　　　　　　　　 上海市　1,634名
　　江苏省　7,268名　　　　　　　　　安徽省　4,151名
　　浙江省　3,732名　　　　　　　　　江西省　2,162名
　　福建省　982名　　　　　　　　　　河南省　10,673名
　　湖北省　5,167名　　　　　　　　　湖南省　10,687名
　　广东省　3,186名　　　　　　　　　广西壮族自治区　2,915名
　　陕西省　2,802名　　　　　　　　　宁夏回族自治区　461名
　　甘肃省　1,041名　　　　　　　　　青海省　48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1名　　　　　 四川省　30,789名
　　贵州省　2,799名　　　　　　　　　云南省　1,482名

　　这些烈士，他们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为了支援朝鲜人民抗击侵略者，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三千里江山的和平与祖国的安宁。祖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附：《人民日报》当时曾经发表过的战地报道

谁是最可爱的人

本报特约记者 魏巍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也许有的人在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哩。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丰盛细致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你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因此，你没有能够了解到：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三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个子似地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涌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 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崩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他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的手指都折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聚歼了敌人。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鼓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及用刺刀和敌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胡传九、井玉琢、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音是缓慢的，他的感情是沉重的。他说他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而伤心，我是为他们而骄傲！我感觉我们的战士是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的仁义，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岗县人。他长着一幅微黑透红的脸膛，稍高的个儿，站在那儿，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的淳朴可爱。不过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显得稍为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退净。他原来是炮兵连的，在有一天夜里，他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出去一看，是一个朝鲜老妈妈，坐在山岗上哭。原来他的房子被炸毁了，又在山里搭了个窝棚，但窝棚又被炸毁了。……回来，他马上到连部要求到步兵连去，因为步兵连的需要，就批准了他。我说：“在炮兵连不是一样打敌人吗？”“那，不同！”他说：“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着打得解恨！”

　　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火了，火又盛，烟又大，不敢到跟前去。这时，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穿过浓烟到近处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倒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到屋门口，可是屋门口的火苗呼呼地已经进不去人，门窗的纸边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那浓烟滚滚地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不进去吗？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朝鲜人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我就用脚踹开门，扑了进去。呀！满屋子灰洞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的像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一摸摸着一个大人，拉了拉没拉动，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一个小孩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子呀。他穿着个小短褂儿，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乱跳着，哇哇地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哩！’这时候，火更大了，墙上的纸也完全烧着了。我就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进去了。一拉那个大人，她哼了一声，再拉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她脸上的血，已经把她胸前的白衣流红了，眼睛已经闭上。我知道她不行了，才赶忙跑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他们是怎样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遛跶，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像总结似地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什么，吃点苦又算什么哩！”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哩，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啦？’我怎么答对呢？我说‘朝鲜半边红，半边黑，这算什么话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辛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定恰当呀。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朋友们，用不着繁琐的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到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善良爱好和平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人民日报》1951.04.11 〕

　 

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不容歪曲

──访军事科学院著名军事历史学专家孟照辉

文章来源《解放军报》　●本报特约记者　包国俊

　　编者按：近年来，社会上有些人以猎奇的心态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甚至把歪曲党和人民奋斗历史，看作是一种“学术创新”。这不是一种科学严谨的对待历史的态度，更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去年，某刊发表了一篇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真相》，在读者中就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今天发表的专访《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不容歪曲》，批驳了诋毁抗美援朝战争的一系列谬论，值得一读。

　　某杂志抛出了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真相》文章后，激起了军事科学院几十位军战史专家的愤慨。近日，笔者就此访问了原志愿军总部作战处作战科长、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著名军事历史学专家孟照辉同志。

　　孟照辉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保家卫国、反对外敌入侵的正义战争。《真相》的作者虽然一方面认为国外许多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有偏见和曲解”，掩盖了历史真相，另一方面却又很欣赏当年敌对一方的说辞，而对国内包括战场统帅和将领的著作则抱以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甚至予以贬低，把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和国防大学编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等著作，统统说成是带引号的“正史”，对抗美援朝战争做了极其错误的评论。

　　《真相》一文说：“从现在解密的联合国和美国档案得知，联合国、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并且在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说：“战争对中国并不是迫在眉睫”。事实难道真的如此吗？

　　孟照辉说：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在大规模入侵朝鲜的同时，便派遣它的军队入侵台湾海峡，侵入我国领土台湾，用军舰炮击我国商船，用飞机侵犯我国东北领空，轰炸扫射我国边境城镇乡村，杀伤我边民。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任何人都会明白，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战争行动。这是中国人民为什么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基本的缘由。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非常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此点，就连当年英国部分国会议员也“承认中国人是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真相》作者却还不明白“这种必要性” 。难道战火烧到北京城才算有必要吗？尤为令人费解的是，《真相》作者避开这一有关确定抗美援朝决策所依据的基本情况不谈，却指责我们党和军队当初的决策。

　　美国真的不想和中国打一场大战吗？其实，对中国的作战，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他们就已经考虑了。1949年李承晚提出的“韩美同盟”草案第7条就说：“双方承认并成立谅解：如果解放战争（按：指美国的侵略战争）一定要在满洲领土上继续进行，以答复中国共产党对朝鲜的侵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阁下将帮助大韩民国总统阁下把解放战争进行到胜利的结束。作为这种帮助的酬答，大韩民国总统除了复兴大韩民国主要利益所在的北朝鲜以外，保证将满洲与中国东部其他部分之天然资源的开发移交美国和韩国共同管理。”这一材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野心。

　　事实上，在战争实施过程中，美国决策当局，不少人也一直在把同中国作战、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内陆作为其政策考虑的重要内容，麦克阿瑟是突出的代表。他不止一次地叫嚷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并且还要动用蒋介石的军队。当它的军队逼近中朝边境时，狂妄地叫嚣“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除此以外，还有些人不只一次地叫嚷要使用原子弹，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是其中一个。这些情况，《真相》作者避而不谈，却谈什么“美国政府不准备让美国与共产党中国打一场大战”。大战确实没有打起来，但这不能说明美国真的不准备大打，不想打，而是通过战场上的较量，它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力量。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才是事实的真相。

　　《真相》作者说，是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才导致无限期延缓了统一台湾。

　　孟照辉说：人人皆知，美国决策当局，向来都是以自身利益为转移而玩弄两手政策的，在朝鲜战争上是如此，在我国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看一看当时美国媒体的报道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1950年6月25日，纽约《先锋论坛报》一则东京消息，透露了上述美国对台政策的具体内容。该消息说：“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坚决立场，将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阻止共产党对该岛的侵略。……总部官员坚信，如果根据下面的方针迅速行动的话，共产党人可能甚至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美国应该发表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说明：由于苏联之参加中国军事准备工作，以及由于世界局势的变迁，因此对于前属日本的台湾的未来地位问题，必须等待对日和约的签订。在和约签订前，台湾将由美国或联合国代管。与发表这一声明的同时，应派遣一个大规模的军事代表团，并供应有限度的装备……有人建议在派军事代表团以外，应该将海军实力炫示一番”。

　　1950年6月27日《纽约邮报》一则消息则更进一步说：“在詹森（即美国防部长约翰逊）与布莱德雷（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赴日以前（注：指约翰逊与布莱德雷于1950年6月11日至24日对日本的访问），美国联合参谋部（即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同意了包括以下两点的远东政策：一、五年之内不和日本订和约；二、采取防止台湾陷入共产党之手的任何措施。”

　　美国报界透露的这些消息，美国当局并未站出来予以否认，而且稍后美国的这一侵台政策，也得到了麦克阿瑟的证实。1950年8月28日，麦克阿瑟在美国海外作战军人协会大会上说：美国认为台湾是美国太平洋前线中的“总枢纽”，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必须控制台湾，以便美国“用空军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亚洲海港”。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了美国侵略台湾的政策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就已决定了，就连实施步骤都定好了。杜鲁门等人说侵台是朝鲜战争引起的“临时措施”，《真相》作者则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才）改变了战争方针。”话不同，意同，都是为美国侵台辩护的。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美国报界公开透露的消息，只是朝鲜战争将要爆发之际的事。其实，远在此时的两年前，即国民党反动统治濒临崩溃之际，美对台野心便已成为其侵略政策的一部分了。据战后美国公布的档案透露：1948年11月24日，美国总统军事顾问李海签署的军方“关于台湾战略地位备忘录”中，便详细地阐明了台湾对美国在远东战略部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不便共产党统治台湾” 的主张。1949年1月19日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后被杜鲁门批准的“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列为美国安全委员会第37／1号文件），同意了上述军方的意见，正式确定“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群岛（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此后，美国有关对台政策的所有文件，都以它的这一目标为准，其中的区别也只是为达到此一目标在手段上的变换而已！《真相》作者只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不是对待历史问题的科学态度。

　　记者问：《真相》作者说：“由于苏联代表有意退出（安理会会议），使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提案在联合国得以通过。中国被排除于联合国达20年之久，严重影响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阻滞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这是事实吗？

　　孟照辉回答：只要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便可认定《真相》作者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第一、苏联代表是1950年1月为抗议美国支持蒋介石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的席位，才拒绝出席安全理事会的。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尚有半年之久，怎能说因朝鲜战争“有意”退出？

　　第二、1950年8月，为在联合国内同美国的侵略行为作斗争，苏联代表又重新出席安理会。在此以前，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只通过一次重要议案，即1950年6月 27日美国利用苏联代表缺席之机，操纵多数通过的“关于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以后，在通过其它议案的时候，苏联代表并未缺席。《真相》作者把“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提案”被通过，强加在苏联代表缺席一事上，显然是在有意违背事实。

　　第三、单就安理会通过的“关于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一案而论，《真相》作者所议也非真相。作者之意是说，由于苏联代表缺席安理会，没有行使否决权，才导致美国敢于侵朝侵台，才使中国卷入了这场战争。然而，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侵朝侵台和安理会通过议案之间的时序差，便可明了其中问题所在。人人皆知，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美国便急不可待地派出它的军队投入作战了。第三天，即6月27日正午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并入侵我国台湾和台湾海峡。为了欺骗世人，给它的侵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才于同日（27日）晚间，在安理会上通过上述决议，非法追认了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朝鲜的行动（未敢提对台湾的侵略）。很明显，美国侵朝侵台在先，安理会决议在后。美国是以既成事实强加于安理会的。当时，联合国大会会员国多数操纵在美国手里，它可以为所欲为。

　　第四、《真相》作者说，“由于苏联代表有意退出……中国被排除于联合国达20年之久，严重影响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当时的苏联是积极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反对蒋介石集团继续窃据联合国席位的；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支持蒋介石集团继续窃据联合国席位的是美国。因此影响中国同世界交往的也是美国，而且延续了很久。这是世人共知的事情。

　　第五、“阻滞了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同样也是美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开始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禁运，阻挠中国同世界各国交往，妄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更是加紧了它的这一罪恶活动。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不想一心一意搞建设，而是美国不让我们顺顺当当搞建设。如果听任美军占领朝鲜，我重工业基地东北就会完全控制在美军手上，那就谈不上建设。当然，有战争就有损耗，纵然如此，中国人民还是照样在前进，并未因抗美援朝战争而停止或减缓自己的步伐，抗美援朝战争中迸发出来的精神力量，不仅对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促进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战争期间，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生产也得到了发展。据统计，在战争进行期间，仅财政收入一项，1950年为65.19亿元，1951年为133.14亿元，1952年为183.72亿元，1953年为222.86亿元（见《当代中国财政》），都是在成倍的增长。如果没有美国多方面的阻挠破坏，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更快。在外交方面，建国之初，只有16个国家同我国建交，到战争结束后的1955年发展到23个，1965年又发展一倍多（《当代中国外交》）。这些基本事实，《真相》作者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真相》一文说：“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结束时，朝鲜北南双方的分界线略有变化，但基本维持了战争开始前的格局，战争使分界线南北有上千万人妻离子散，双方的紧张对峙一直延续至今。这场战争中死伤了几百万朝鲜平民。各方作战人员比较可靠的伤亡数字是：美国14.2万，南朝鲜30万，北朝鲜约52万，中国90万。战争中最可歌可泣的不是统帅、将军，而是献出了血肉之躯的普通军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全部战争费用多达100亿美元。中国人流了许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虽然通过战争巩固了新政权，但客观的外国史家都认为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

　　对于这段话，孟照辉显得异常气愤。他说：作者这段话，说得十分动情动听！可惜，他曲解了事实，并不是什么事实“真相”。

　　第一、朝鲜战争开始是内战。由于美国进行武装干涉，才使战争起了质的变化，才使战争持续了三年，造成了作者所说的那种格局。

　　第二、《真相》作者所列出的作战各方在战争中的损耗，有意扩大我方数字，缩小敌方数字。特别是无视中朝官方公布的数字，而专注于敌方和某些外国学者的谈论。从作者所谈美国伤亡来看，似多来自美方公布的资料，而公认的有关数字却与《真相》作者的大不一样：

　　1953年8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公布的战绩中记载：共计毙伤俘敌数为109万。韩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记载：美军损失17.98万（美国公布14.2万），南朝鲜损失98.84万，总计为113万（均不包括非战斗减员）。比我方公布的战绩多4万，比《真相》作者所列美国和南朝鲜伤亡数字之和4 4.2万多68.8万。

　　1953年9月，志愿军司令部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减等）38.6万，两项共计74.6万，比《真相》作者所列数字少13万（作者把我方非战斗减员列为战斗减员也是错误的）。另据我总参谋部统计，朝鲜人民军伤亡为26万，比《真相》作者所说少26万。

　　关于我方军费消耗，据1953年总参谋部统计共消耗62亿元，按当时3比1比值计算，加上《真相》一文所讲的还苏债13.4亿美元，合计也不足35亿美元，而不是《真相》作者所说的100亿美元。美国军费消耗为830亿美元，数倍于我方，作者却避开不提。

　　战争双方的损失，没有绝对的准确性，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有差异是难免的，但如《真相》作者如此偏颇的倾向性尚属少见。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作者在谈到我方作战伤亡时，说什么“战争中最可歌可泣的不是统帅将军，而是献出了血肉之躯的普通军人”。这是别有用心的挑拨煽动，有意破坏志愿军的光辉形象。人人都清楚，我军在这场战争中献身的，不只是普通军人，高级将领也不例外。据统计，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师以上指挥员20 多人。这些多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就是战场统帅彭德怀也曾几次遇险。作者难道真是不知道吗？

　　第三、中国人的血白白地流了吗？战争的“消极影响要多得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以后，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一直把美国侵略者从鸭绿江、图们江赶回到三八线，一直打得这个世界头号强国不得不坐下来同中朝人民谈判停战。这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是巨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后的新中国却从此被世人称作东方巨人，誉为反帝反殖的旗手，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从一定意义上说，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当时中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就国内来讲，抗美援朝战争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无法估量的，毛泽东说得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今天，我国经济在和平建设环境里得以飞速发展，理当不忘抗美援朝战争给我们打下的这一坚实基础。

　　《真相》一文有两句挑战性的话语：“中国都做对了吗？中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人是不是应该对这场过去的战争有新的思考，……”“我崇尚那些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战死疆场的人们，我也为那些对战争真相并不清楚便死于战场的人们感到常常的悲哀。”记者问：面对外来侵略，中国人应该做怎么样的选择？

　　孟照辉说：抵抗是唯一选择，中国人没有做错。虽然《真相》作者没有直接给“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作结论，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是在全盘否定这场战争，侮辱了为赢得这场战争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他的全部论点都是在说明中国人民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得不偿失的。因而他才提出：“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当时，面对外来侵略，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退让，二是“抵抗” 。“退让”全国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历史已经做了结论：抵抗是唯一选择，中国人没有做错！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从战争开始那天起便为全国人民所了解，并为之以各种方式积极投入了这场战争。战争的胜利和它的伟大贡献，早为世人包括敌方的一些人士所承认，所歌颂。国内外也出了不少书作了专门论述，可以说都把它视为中华民族的光荣，视为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永远会激励着我们胜利前进！

　　（解放军报 2000年11月01日 第1版）
　 

朝鲜战争双方地面部队损失表

　　7月27日，中朝联合司令部发表战绩公报。公报称：

　　自1950年6月25日至本日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毙伤俘敌 1,093,839名，其中美军 397,543 名，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 12,224 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坦克 3,064 辆，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军各种炮 7,695 门，击沉击伤敌军舰艇 257 艘。

　　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战绩为：

　　毙伤敌 671,954人，俘敌 46,088 人，劝降 435 人，共计 718,477 人，其中美军 290,000 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 2,006 辆、汽车 3,165 辆、装甲车 44 辆、飞机 10,629 架、各种炮 583 门；缴获敌坦克 245 辆、汽车 5,256 辆、装甲车 51 辆、飞机 11 架、各种炮 4,037 门、各种枪 73,262支（挺）。

　　这是一个丰硕的战果。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果统计方面的严肃性是有口碑的，即或是对手，也常有称道之语。孟良崮战役攻占孟良崮后，因清点战果时发现了尚有万余人漏网，粟裕即令部队重新投入战斗，方将蒋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八十三师一部全歼，就是一例。在军委作战局工作过的张清化、雷英夫等老同志也回忆说，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对统计的准确性非常重视、非常仔细、非常认真。

　　淮海大战时曾为歼灭黄维兵团的骑兵究竟是一个营还是一个团就不厌其烦地往返电报与参谋人员反复核实。毕竟这关系到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也必须认真核实。

　　然而在朝鲜战场上，双方大多数时间都处在阵地战状态，任何一方绝对控制战场或缴获对方全部挡案的情况都很少，除俘虏人数外，对对方的杀伤数字只能靠估计和推测。在使用远射程攻击武器时尤其如此，所以双方对战果统计数字出现误差都是难以避免的。

　　笔者认为，中朝军队对歼灭美军的估计数字可能偏高，美军当时虽然先后有 120 余万人参战，兵力最高时亦有 58 万之多，但在朝保持的地面部队人数最高时也只有 40 余万人（韩军最高兵力达到 64 万余人）。而对韩军的估计数字可能偏低，韩军不易捕捉，败阵后即化装四散奔逃，往往统计数低于其实际损失数。战争初期尤其如此。


　　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

　　自1950年10月25日参战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共阵亡 114,000余人，医院救治战斗和非战斗负伤的伤员 383,000 余人次，其中救治无效致死者 21, 600 余人，去掉伤员因第二、第三次负伤而造成统计上的重复数字和救治无效死亡以及非战斗负伤者，故最后确定的战斗伤亡减员总数为 366,000 余人。

　　除伤亡减员外，志愿军还有 29,000 余人失踪，失踪者中除在美方战俘营中的 21,400 余人外，尚有 8,000 余人下落不明，估计多已在战地或在被俘后死亡。

　　如此可以确定，加上失踪，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共计战斗损失 390,000 余人。

　　除战斗损失外，医院还收治过患病住院的军民 450,000 余人次，其中病亡者 13,000 余人，加上阵亡、因伤救治无效死亡等明确死亡者和失踪后估计已死亡者，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民因各种原因死亡的人数在 156,000 余人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

　　加上朝鲜人民军和百姓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朝军队和百姓共付出 628,000 余人的兵员损失代价。

　　在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消耗各种物资 560 万吨，其中弹药一项即达 25 万吨，开支战费 62 亿元人民币。中国军队共战损坦克 9 辆、飞机 231 架、各种炮 4,371 门、各种枪 87,559 支（挺）。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昂贵的支出。但为了最宝贵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环境，这个支出，值！


　　联合国军的数字与中朝方的统计大相径庭，而且前后不一

　　1953年10月23日，美联社曾发表了一个数字，称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和失踪/被俘总数为 1,474,269 人，其中美军战斗伤亡及失踪人数为 144,360 人。

　　1957年，在朝鲜战争中曾担任过美步兵第七师师长、后来又先后担任过美国远东战区司令官、美国陆军参谋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莱曼·兰尼兹尔上将曾在汉城对此说予以认同。但韩国方面后来声称，这个数字包括平民的伤亡。

　　韩国军队报出的战损数字最为混乱。

　　根据美联社公开的数字，韩国方面共损失 1,312,836 人，其中阵亡 415,004人，伤残 425,868人，失踪 459,428 人，被俘 12,536人。

　　而1976年韩国国防部战史编写委员会出版的《韩国战争史》则声称，联合国军方面的伤亡及失踪/被俘数字是 1,168,160人。而韩国军队的损失为 984,400 余人，其中阵亡 227,800 余人，负伤 717,100 余人，失踪 43,500 余人。

　　这个数字与中朝方估计杀伤韩军的数字相差不算太远。但韩方另外的资料声称这其中包括非军事人员的伤亡数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大校认为，细究起来，韩国方面承认的最低的军人战斗伤亡约为 30 余万人，失踪 10 万余人，失踪人数中作为战俘遣返者仅 7,800 余人。

　　战争期间，韩军曾多次陷入整体性混乱，其统计数字水分很大。美国军方的数字虽然也有过变动，但相对来说前后比较一致。

　　据美国方面近年的数据统计，在整个战争中，美国军队共计阵亡 33,629 人，其他原因死亡 20,600 余人，负伤 103,248人，被俘后遣返3,746人，另外尚有8,142人失踪，估计也只好归于死亡一类。共计损失 169,300 余人。


　　其它国家军队损失情况为：

　　英 国：阵亡 710人，负伤 2,278 人，失踪 1,263人，被俘 766 人，共计 5,017人。
　　土尔其：阵亡 717 人，负伤 2,246 人，失踪 167 人，被俘 217 人，共计 3,349 人。
　　澳大利亚：阵亡 291 人，负伤 12,40 人，失踪 39 人，被俘 21 人，共计 1,591 人。
　　加拿大：阵亡 309 人，负伤 1,055 人，失踪 30 人，被俘 2 人，共计 1,396 人。
　　法 国：阵亡 288 人，负伤 818 人，失踪 18 人，被俘 11 人，共计 1,135 人。
　　泰 国：阵亡 114 人，负伤 794 人，失踪 5 人，共 计 913 人。
　　希 腊：阵亡 169人，负伤 543 人，失踪 2 人，被俘 1 人，共计 715 人。
　　荷 兰：阵亡 111 人，负伤 589 人，失踪 4 人，共计 704 人。
　　哥伦比亚：阵亡 140 人，负伤 452 人，失踪 65 人，被俘 29 人，共计 686 人。
　　埃塞俄比亚：阵亡 120 人，负伤 536 人，共计 656 人。
　　菲律宾：阵亡92人，负伤 299 人，失踪 57 人，被俘 40 人，共计 488 人。
　　比利时、卢森堡：阵亡 97 人，负伤 350 人，失踪 5 人，被俘 1 人，共计 453 人。
　　新 西 兰：阵亡34人，负伤 80 人，被俘 1 人，共计 115 人。
　　南 非：阵亡20人，失踪 16 人，被俘 6 人，共计 42 人。
　　日 本：阵亡数人，被俘 1 人。

　　以上合计，其它国家军队兵员损失约为 17,200 余人。

　　几方面数字汇总，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方面所确认的最低人员损失统计数字是：联合国军的人员损失在 58 万人以上。而这个数字中，估计由中国军队造成的损失占 2/3 以上，也就是 38 万人以上。

　　也就是说，即使按联合国军方面承认的最低统计数字，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人员损失也大致相当。这在联合国军火力强度高于中国军队十多倍，技术条件又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情况下，仅就伤亡对比来看，中国军队具有出色和高超的战斗效能，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一点，与中国军队交过手的美军将领们是承认的。

　　联合国军方面宣布在战争中共杀伤中朝军队 142,150 余万人，其中包括中国军队 92,100 余万人。这个数字是根据美军战场指挥官的观察报告累加而得到的，水分极大，大大地高估了自身的战果，也直接误导了第八集团军司令官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战场形势的基本估计。联合国军司令部一再低估中国军队前线兵员数量，结果，屡屡发起屡屡碰壁的攻势，与此有很大关系。

　　其实，中国军队虽然前后有 190 余万人的建制部队先后入朝轮战，并在战争中陆续补充兵员50余万人，但在朝最高兵力只是 135 万余人，其中还有近 2/5 的兵力是属于伤亡概率相对来说很小的东西海岸守备部队或后方勤务、铁道、工程部队。若联合国军方面宣布的战果是真实的，中国军队和朝鲜人民军不可能在承受联合国军如此巨大的杀伤之下，还能守住一条稳固的战线，并把进攻发展到进一步朝着联合国军阵地的防御纵深，并将其打过三八线，最后迫使他们不得不坐下来签订停战协议。

　　至于中国军队的被俘数字，那是经过逐个清点，还是准确的。

　　在战争中，美国军队共消耗作战物资 7,500 余万吨，是中国军队的 13 倍，其中弹药一项即达 330 吨，也是中国军队的 13 倍；开支战费 200 亿美元，是中国军队的 8 倍。这个花费，仅次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消费。
　 

解放军少将：中国抗美援朝牺牲18万志愿军

　　2010年6月26日下午，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上发言。

　　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最新出版的一期《文史参考》半月刊上撰文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直至国内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一直未对外公布过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因此外部有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数字。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历史资料增强了公开性，在20世纪80年代曾公布志愿军共有36万人伤亡，这个数字只是志愿军司令部计算出的纯减员数字（即不可重返前线者的总计）。

　　徐焰介绍说，根据卫生勤务部门准确的阵亡统计和医院接收伤病员统计，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5621人。此外，战争期间根据解放军后方卫生部门的统计，医院中的负伤人员有21679人不治身亡，还有13214人病死。

　　按以上数字总计，共有148977人牺牲。但这一数字未包括失踪人员中的死亡者，也未包括支前民工。

　　徐焰还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汇集全国各省市民政部门的统计，得出的烈士总数为171669人。此后，各地民政部门又陆续增报了一些抗美援朝烈士，至今纪念馆的统计已增长至183108人。

　　徐焰表示，考虑到一些复杂现象，对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表述，似这样讲较为客观──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万多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方面在战争中共牺牲了18万人。（记者 杨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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